道光二十八年某天下午，38岁的曾国藩在众目睽睽之下，把自己脱得精光，一丝不挂地走进了大清帝国的国库。一个四品京官，当众扒光自己，这事儿放今天想都不敢想。但就是这一脱，不但查清了国库亏空的真相，还让他赢得了道光皇帝的绝对信任。从此仕途一飞冲天，最终一人执掌五部大权。

那天银库里静得吓人，只有算盘声和搬动银锭的闷响。库兵们光着膀子站在两边，眼睛都不敢乱瞟——他们平日偷银的法子，就是在肛门里塞银锭带出去，可眼前这位大人连条裤衩都没留，明摆着是来真格的。
曾国藩亲手点了十七箱白银，汗顺着脊梁往下淌。不是累，是心里那股火顶着。他早知道亏空严重，可没想到库吏胆子这么大，连账面都懒得做平。司库劳那米在旁边赔笑：“大人，天冷，您披件衣裳……”他头都没抬：“不必。”
对完第三本册子，他直起腰，让随行的督察院御史过来看：“这一页记着新收两淮盐税二十五万两，箱内实存十九万两，缺六万两。你记下。”御史手有点抖，笔尖在纸上戳了个墨点。这账谁都不敢记，可曾国藩赤条条站在这儿，谁也不敢说不记。
消息当晚就传遍了户部。几个管库的官员凑在劳那米家里，茶碗磕得叮当响。“姓曾的这是要断大家的活路！”“他就不怕得罪满朝上下？”劳那米咬着烟杆冷笑：“人家把衣裳都脱了，还怕得罪人？”
第二天早朝，弹劾曾国藩“有辱官体”的折子就递上去了。说他当众裸露有伤风化，说他越权查库目无法纪。道光皇帝坐在龙椅上听着，等他们说完了，才慢慢开口：“曾国藩。”
“臣在。”
“你昨日在银库，可曾穿衣？”
“未曾。”
“为何？”
“大清律例，银库重地，进出者皆需裸身验明。臣为查库官，自当遵例。”
朝堂上静了片刻。道光忽然把一本账册摔下来：“那你们告诉朕，这库银是怎么一年年少下去的？穿着衣裳查不清，脱了衣裳反倒有罪了？”
后来办案的人都说，曾国藩那份奏折写得狠。没写“疑有亏空”，没写“容臣细查”，白纸黑字就一句：“实测亏空白银二百八十六万两，黄金四十二万两，请旨严查。”底下附了十三页明细，哪一箱、哪一笔、缺多少，清清楚楚。
道光在养心殿看了三遍，把茶碗摔了又捡起来——这碗还是前年江西进贡的，舍不得换新的。他对太监说：“朕一年省下三万两银子，要省一百年才抵得上他们偷的这一笔。”
彻查的旨意下来那天，曾国藩正在家里喝粥。夫人欧阳氏端来一小碟咸菜，犹豫着说：“外面传得难听，说你这是踩着同僚往上爬。”他放下筷子：“他们若是干净的，我踩不着。”
抄查劳那米家时，搜出三十万两银票，藏在祠堂的牌位后面。库兵们招供，原来每偷一千两银子，从库兵到司库再到户部郎中，层层分润，早成了定例。有个老库兵说：“从前查库的大人们，都是坐着喝茶，我们塞点银子，他们眼睛就闭上了。曾大人不一样，他光着身子进来，我们连藏银子的地方都找不到。”
案子结了七十八人，砍了十二个。曾国藩去刑部大牢看过一次，劳那米扒着栏杆喊：“你以为就你清高？这官场迟早淹死你！”他没接话，转身往外走。阳光照在补丁摞补丁的官服上，他知道，从今往后，他在这朝廷里算是彻底没了退路。
道光二十九年开春，曾国藩升礼部右侍郎的旨意下来时，他正在院子里扫雪。宣旨的太监等了半盏茶工夫，他才换好官服出来——那衣裳袖口磨得发白，肘部打着同色的补丁。太监忍不住说：“大人该置件新衣裳了。”他笑了笑：“还能穿。”
后来他一年年往上升，执掌五部，创建湘军，成了晚清第一重臣。可偶尔夜深人静时，他总会想起那个冬天的下午，银库里冰冷的空气贴着皮肤，满屋子的人盯着他光裸的脊梁。那时候他就明白，在这烂透了的世道里，想做成点事，总得先豁出去点什么——体面、退路、甚至一身衣裳。
只是他再也没去过银库。有次路过户部衙门，看着那扇朱红色的大门，他对随从说：“你知道这世上最脏的银子藏在哪儿吗？”随从摇头。他轻轻说了两个字：“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