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是张学良1946年的一张抓拍照，当时他刚被囚禁到台湾新竹县竹东镇的井上温泉。照片是真实的，但是有被刻意丑化式修复过，真实的张学良没有这样老、丑，但平心而论，这张照片里张学良的状态其实挺符合他当时的境遇的，他在刚到台湾时，受尽了看守他的少将专员刘乙光一家的欺凌。

饭桌边，刘乙光的二小子又把汤洒了一桌。张学良放下筷子，碗里的米饭还剩大半。

“副司令吃这么少？”刘乙光夹了一大块肉放进自己碗里，“是不是菜不合胃口？”

张学良摇摇头，没说话。他站起来往房间走。

“副司令慢点，”刘乙光在背后说，“晚上七点准时锁门，您知道的。”

回到房间，张学良在椅子上坐了会儿。窗外是山，看出去只有树和天空。他摸了摸口袋，空的。烟昨天就被收走了，说配额用完了。

下午送来的报纸还搁在桌上。他翻开，看了两行又合上。都是旧闻。

有人敲门。是刘乙光的妻子，端着盘水果。“张先生，吃点吧。”

“放那儿吧。”

女人把盘子放在桌上，没马上走。“孩子吵，您多担待。”

张学良点点头。等门关上，他看了眼那盘水果。梨已经有点发黑。

晚饭后刘乙光过来了，手里拿着封信。“您四弟寄来的。”他把信在手里掂了掂，“按规定，我得先看。”

“你看吧。”

刘乙光就站在房间里拆开信，慢慢看。看完折好放回信封，却没递过来。“内容没什么，就是家常。我帮您保管？”

张学良伸出手。

刘乙光犹豫了下，把信给了他。

信很短，只说家里都好，让他保重。末尾有句：“兄之处境，弟等日夜挂怀。”字迹有些潦草。

第二天放风，在院子里散步。刘乙光跟在三步外。走到第三圈时，张学良停下。“今天几号了？”

“十一月二十三。”

“来这儿多久了？”

“七个月零三天。”刘乙光答得很快。

张学良继续走。院子角落有棵枯树，枝桠伸得很高。他盯着看了会儿。

“那树死了，”刘乙光说，“搬来时就那样。”

“看得出。”

回屋时路过刘乙光家的房间，门开着。两个孩子在地上玩球，球滚到走廊。张学良弯腰捡起来，递回去。屋里的大人没出来，孩子接过球就跑回屋里。

晚上躺下时，听见隔壁刘乙光夫妇在说话。声音压得低，听不清。过了一会儿有笑声，很快止住了。

张学良翻了个身。床板响了一声。

窗外有风声。他想起去年在贵州，也是这样的晚上，看守的士兵偷偷给他递了支烟。那兵是东北人，什么也没说，递了烟就走。现在那兵不知调哪儿去了。

早晨洗脸时，在镜子里多停了一会儿。头发确实少了些。他用湿手往后梳了梳。

早饭桌上，刘乙光说：“今天有人来检查。您就在房里待着吧，午饭我让人送进去。”

“谁来？”

“上头的。例行公事。”

张学良喝掉碗里的粥。“我想问个事。”

“您说。”

“还得在这儿住多久？”

刘乙光笑了：“这我哪儿知道。得看上面的意思。”

“上面是谁的意思？”

刘乙光不笑了，低头夹菜。“副司令，您别为难我。”

吃完饭，张学良回房。书架上只有几本旧书，都翻过很多遍。他抽出一本，翻到中间，又合上。

检查的人下午到的。张学良听见外面有说话声，脚步声在走廊来回几次。没人来敲门。

傍晚刘乙光来开门。“检查完了。您要散步吗？”

“不用。”

“那行。”刘乙光站在门口，“对了，您四弟那信，按规定我得烧掉。明天我来拿。”

张学良从枕头下拿出信。刘乙光接过，捏了捏信封。

“其实留着也没事，”刘乙光说，“但规定就是规定。”

“我知道。”

门重新锁上。张学良在床边坐下，手按在膝盖上，按得有点重。窗外天色暗下来，山的轮廓渐渐模糊。他站起来，走到窗边，手扶着窗框。

远处有灯亮起，一点黄色的光，可能是山下的农户。看了一会儿，灯灭了。

他躺回床上，睁着眼等熄灯号。号声响时，整个房子暗下来。走廊里传来刘乙光锁大门的声音，铁链哗啦一响，然后是脚步声，渐渐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