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底，褚时健崩溃的对调查人员说，你们别搞我的家人，有什么事冲着我来。1个月前，褚时健刚刚得知，自己唯一的女儿褚映群，在河南看守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那年他六十八岁，满头白发，曾经把一家地方小烟厂干成亚洲第一的“烟草大王”。办公室里人人喊他“老爷子”，批一张条子就能让人发财。可坐在审讯室那张硬椅子上，他就是一个没了闺女的老头子。

褚映群是1995年8月被带走的。从珠海的家里，警方直接把人押到了河南洛阳。她那年三十九岁，留下一个才十岁的女儿。一起被带走的还有她母亲马静芬。母女俩关在同一座城市的看守所里，隔着高墙，谁也见不着谁。

事情的由头是一封举报信。1995年2月，中纪委收到河南洛阳一个叫林政志的个体烟贩的检举材料，说三门峡烟草分公司通过向褚时健的家人行贿拿到卷烟指标，转手赚了八百多万。这封信把褚映群和马静芬的名字直接点了出来。

褚映群在看守所里待了四个多月。律师马军去见过她一面，出来之后跟人说，那个女人的样子他几乎认不出来了。三十分钟的会面，褚映群翻来覆去就几句话：“我是冤枉的”“我爹不知道”“孩子怎么办”。

1995年12月1日，她在里面结束了自己。留下的遗书只有两行字，大意是说这事跟号里所里的人没关系，只是她受不了那种不知何日是尽头的日子了。

消息传到玉溪的时候，褚时健还在办公室里批文件。秘书把电话记录递过来，他看了几眼，继续把会开完。散了会回到自己屋里，门一关，人就塌了。律师马军推门进去，看见他缩在沙发上，肩膀抖得厉害，哭出来的声音像是胸腔里什么东西碎了。

他嘴里翻来覆去就一句：“是我害了我姑娘。”

那段时间褚时健瘦得脱了相。老伴关着，闺女没了，儿子褚一斌远在东南亚，几次买好机票要回来，被身边的朋友硬拦了下来。褚时健自己也不让儿子回来。家里已经碎了一地，他怕再碎一块。

外孙女圆圆才十岁，寄住在亲戚家。褚时健每次想到这个孩子，就一个人坐在屋里发呆，电视开着，眼睛不知道在看哪里。律师马军1996年中秋去看他，推开门就看见他半躺在床上，屋里灯也不开，人瘦得脱了形。

可就算是这样，调查还在继续。褚时健心里清楚，自己身上背着的事不小。1995年到1996年间，专案组查的是红塔集团的账，查的是他有没有私分公款、有没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他后来在预审里说过一段话，大意是新的总裁要来接任了，签字权一交出去，自己这辈子就白苦了，所以才动了私分外汇的念头。

那段话听着扎心。一个给国家创了将近千亿利税的人，十七年全部收入加起来只有六十多万。烟厂每赚十万块，他拿不到一块钱。他的律师在辩护词里把这个账算得清清楚楚。

可账算得再清楚，闺女回不来了。

他对着调查人员说“有事冲我来”的时候，声音是哑的。一个一辈子硬得像石头的人，说这句话的时候手撑着桌子，指关节白得吓人。他这辈子蹲过牛棚，挨过批斗，扛过枪，从没低过头。女儿的死把他整个人从里到外翻了个个儿。

调查人员没接话，只是合上笔录，推了杯凉水过去。他连看都没看一眼。

1999年1月，褚时健因贪污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无期徒刑。宣判的时候他一直在摇头，什么也没说。

他摇的不是头，是一辈子攒下来的那口气。

后来他七十四岁保外就医，跟老伴上了哀牢山种橙子。橙子卖得好，人家叫他“褚橙”，叫他“中国橙王”。可他在山上干活的时候，嘴里念叨的还是姑娘。他跟身边的人说过，要活得好好的，才对得起映群。

2019年他走了，九十一岁。临走前有人问他还有什么放不下，他沉默了好一会儿，说了一句：“想我姑娘了。”

一个把红塔山做到世界第五的人，一个从监狱出来还能把橙子种成品牌的人，到头来最放不下的，是那个三十九岁就没了的小姑娘。什么烟草帝国，什么亿万身家，在女儿那两行遗书面前，什么都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