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全军大授衔之前，彭德怀跟陈赓两人却因为授衔的问题吵了起来，期间，彭德怀怒吼道：“你听不听？我是国防部长，你是院长，按规定，下级要服从上级！”
陈赓出了门，径直往学院宿舍走去。彭启超正对着镜子整理军装，看见陈赓进门，立刻转身立正。
“陈院长。”
“收拾东西。”陈赓的语气平静，“调令下来了，去东北。”
彭启超愣住了。授衔在即，这时候调走？
“您……这是彭伯伯的意思？”
“是我的意思，也是组织的决定。”陈赓从公文包里取出一纸命令，放在桌上，“东北那边要组建新的边防部队，急需骨干。你打过仗，适合。”
彭启超拿起调令，上面清楚地写着“即日赴任”。他喉咙发紧：“那授衔……”
“到新单位再议。”陈赓看着他，“你有意见？”
屋里安静了几秒。彭启超抬起头：“没有意见。我服从组织安排。”
当天下午，彭启超就拎着简单的行李离开了。火车开动时，他望着渐远的北京城，拳头攥了攥，又缓缓松开。
东北的冬天比朝鲜还冷。新部队驻扎在边境线上，营房是临时搭建的木板屋，夜里风一吹，四处透风。彭启超报到的第一天，团长看了眼他的档案，什么也没说，直接把他分到了侦察连。
第一次执行巡逻任务是在凌晨。雪深过膝，班长带着他们沿着国境线走了二十里。回来时，彭启超的脚冻得没了知觉，一个人留在炉子边烤火。文书走过来，递给他一封信。
是陈赓写的，只有两行字：“基层是最好的课堂。忘了北京，忘了你是谁。”
他把信纸折好，塞进贴身的口袋。
三个月后，团里组织比武。彭启超报名参加了武装越野和战术对抗。最后一场是雪地潜伏，要求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接近“敌”指挥所。他在雪地里趴了四个小时，眉毛结了霜，手指冻得僵硬，最终成功拔掉了哨兵身上的标识旗。
颁奖时，团长亲自把奖章别在他胸前，拍了拍他的肩膀：“好样的，没给老部队丢人。”
那天晚上，彭启超给彭德怀写了封信。他没提授衔，也没提辛苦，只讲了巡逻路上看到的日出，和边境百姓给部队送来的热土豆。
第二年春天，部队接到命令，配合地方剿灭一股流窜的匪帮。匪帮熟悉地形，几次围捕都扑了空。彭启超主动请缨，带着一个班进山侦察。他们在山里转了七天，终于摸清了匪帮的藏身山洞。
总攻那天下着雨。彭启超带着突击队从后山悬崖摸上去，用绳索荡进洞口。交火只持续了十分钟，匪首被擒。清理战场时，他在匪首身上搜出一份地图，上面标着几条隐秘的越境路线。
这次行动后，团党委给彭启超报请了二等功。
授衔命令是秋天到的。团部礼堂里，全团官兵整齐列队。念到彭启超的名字时，他大步走上台。首长将肩章认真地别在他的军装上——两杠一星，少校。
他没有立刻回队列，而是转向台下的战友们，敬了一个长时间的军礼。
过年时，彭启超回北京探亲。他去见彭德怀，屋里还有几位老将军在聊天。看见他进来，彭德怀招招手：“过来。”
彭启超走过去，军姿挺拔。
一位老将军打量着他：“这是启超？长结实了。”
彭德怀没接话，伸手整了整彭启超的肩章，把一颗星轻轻扶正。然后他收回手，只说了一句：“坐吧，喝茶。”
彭启超坐下，端起茶杯。氤氲的热气里，他看见伯伯端起自己的茶杯，喝了一口，眼底有一丝很淡的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