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要守住黄桥，一个支队长突然问道："我算过了，我们的弹药根本守不住黄桥！"粟裕放下茶杯，笑了笑，说道："你算的很对，我们的弹药的确不够，我们要靠地形，诱敌深入，短距离突击。"


1940年10月初，苏北的黄桥镇弥漫着一股深秋的凉意，镇西街一家米行改作的指挥部里，粟裕正对着一张皱巴巴的地图沉思。


桌上搁着只粗瓷杯，杯底沉着几片久泡的茶叶，茶水早已成了深褐色，没了热气。


门“吱呀”一声被推开，带进一股冷风，三纵司令员陶勇大步跨进来，手里攥着个磨破了边的小本子，也不寒暄，直接摊在桌上：


“粟司令，我算过了，全纵队步马枪弹平均不到二十发，手榴弹每人不到两颗，按常规打法，撑不过两天，黄桥这地方，无险可守，我们的弹药根本不够用！”


屋里几个参谋都停下了手里的活，目光转向粟裕。


粟裕没抬头，手指仍在地图边缘轻轻敲击，等陶勇把话说完，他才端起那只粗瓷杯，凑到嘴边，似乎想喝，又放下了，嘴角浮起一点笑意：“你算得很对，账面上，我们的弹药确实不够。”


他站起身，走到墙边，手指戳在地图那条曲里拐弯的河线上：


“可你只算了我们手里的，没算脚下的，从海安到黄桥，韩德勤要走四十里，这四十里全是水网稻田，他的重炮上不来，骑兵展不开，就连那几门迫击炮，陷在泥塘里也赶不上趟，我们怎么办？”


他收回手，看着陶勇，一字一句地说，“把他放进来，放到鼻子底下，利用地形，诱敌深入。他的火力施展不开，我们的短距离突击就派上用场了，一颗手榴弹在三十米内扔出去，抵得上他三百米外的机枪扫射，这账，你算算看。”


接下来的两天，黄桥镇内外一片忙碌，战士们把镇外的沟塘连起来，挖通了几条暗沟，又在进镇的必经之路上埋了竹签，设置了鹿砦。


老百姓把家里的门板、青石都搬了出来，在街口垒起临时工事，弹药依然紧张，每个战士的子弹袋都是瘪的，手榴弹被小心地收在筐里，数着颗数往下发。


10月4日清晨，炮声从东北方向滚了过来，韩德勤手下的89军前锋部队，像一把张开的钳子，直扑黄桥。


前沿阵地的战士按照预定计划，放了几排枪，便向镇内收缩。


89军以为新四军要退，紧追不舍，一头扎进了黄桥外围那条条窄得容不下两人并行的土路，两侧的芦苇荡在风中沙沙作响，偶尔传来几声鸟鸣，安静得反常。


陶勇的部队把黄桥镇外围的几条灌溉渠都灌满了水，进镇的几条土路被挖成了断断续续的坎。


89军的炮兵连推着重炮走到半路，轮子就陷进了泥里，他们只能把大炮丢在身后，让步兵轻装前进。


可步兵到了镇子跟前才发现，眼前根本没有可供展开的大道，只有窄巷、水沟和齐腰的芦苇，他们的重机枪在开阔地能扫出一片火网，到了这里，枪管都能撞到土墙上。


下午，敌人逼近镇东门。灰压压的人群涌到围墙外不足百米处，枪声骤然密集起来。


就在这时，掩体里的新四军动了，没有远距离的对射，而是等敌人进到五十米、三十米，甚至能看清军服上的扣子时，连长才一声令下：“打！”


成筐的手榴弹几乎在同一时间飞了出去，在人群中炸开一团团硝烟，一个年轻的战士趴在草垛后面，手里只有两颗手榴弹。


他瞪着眼，数着敌人的脚步，直到那顶灰布军帽几乎要撞上枪口，才猛地拉弦扔出去，轰的一声，他跳起来，端着没有子弹的步枪，跟着班长冲向烟雾里。


紧接着，是短距离的冲锋，战士们端着刺刀从工事中跃出，几步就跨到敌群中。89军士兵的步枪长，在狭窄的巷道里根本转不过身，而新四军的刺刀却灵活得像条鱼。


东门一度吃紧。一股敌人仗着人多势众，突破了外围工事，冲进了镇内的一条窄巷。


守备的营长跑回来报告，满脸都是硝烟熏出的黑痕，嗓子哑得变了调：“首长，子弹打光了！”


粟裕正举着望远镜在屋顶观察，听到这话，放下望远镜，回头看了他一眼：“你的人呢？”


营长挺起胸：“都在！”


“那就把他堵回去。”粟裕的语气很平，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朵里，“用刺刀，用砖头，用牙咬，也要把缺口堵上。”


就在89军的主力被死死拖在黄桥街头时，侧翼的稻田里忽然腾起一片喊杀声。


叶飞率领的一纵从敌人侧后杀出，像一把锋利的尖刀，切断了89军与后方的联系，几乎同时，陶勇的部队也从正面发起了凌厉的反击。


89军的阵脚彻底乱了，重机枪手还没来得及架起枪，就看见灰布军装的人影从水沟里、芦苇荡中钻了出来。


他们想在开阔地展开火力，却发现脚下的烂泥让双脚根本拔不出来，新四军战士贴得太近了，近到能看见对方的眼睛，这种打法让89军的装备优势完全失了效。


战至黄昏，黄桥以东、以南的野地里，到处都是溃散的敌军，新四军的子弹袋早就空了，战士们就弯腰捡起敌人丢下的枪支弹药，往肩上一扛，继续追击。


那一夜，黄桥周边的枪声稀落下去时，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硝烟和泥土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