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秋，一名侦察员满头大汗地跑到旅长王必成面前，说：“旅长，不好了，上个月被捕的四十七团团长诸葛慎，我刚才看见他在金坛县城的大街上溜达！”

王必成手里的半截烟卷儿差点儿没烫着嘴。他猛地站起来，桌子上的搪瓷缸子晃了两晃，茶水洒了一摊。侦察员喘着粗气，又说了一遍：“真真儿的，就在金坛大街的茶馆门口，穿着件绸衫，手里还摇着把扇子，晃晃悠悠的，跟没事人似的。”王必成没吭声，背着手在屋里转了两圈。上个月诸葛慎被捕，那是旅里的一根硬刺，四十七团刚打完一场硬仗，减员不少，团长又让鬼子抓了去，消息传开，战士们嘴上不说，心里都憋着一口气。这才一个月，人怎么就在金坛大街上溜达了？金坛是鬼子的据点，特务、伪军、便衣，满街都是眼睛。一个刚被捕的团长，要是没点“说法”，能这么招摇过市？

王必成把烟屁股摁在桌角上，叫来警卫员：“去，把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老周叫来。”人齐了，他把情况一说，屋里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的嘀嗒声。参谋长先开口：“有两种可能。一是他叛了，鬼子放他出来当活招牌，钓咱们的人。二是他没叛，鬼子故意放他出来，让咱们自己人咬自己人。”政治部主任皱着眉：“可要是没叛，他怎么出的狱？鬼子那牢房，进去容易出来难，除非……”他没往下说，后半句谁都明白——除非写了自首书，或者答应了什么条件。

王必成心里翻腾得厉害。诸葛慎这个人，他带了好几年，打仗不要命，脾气倔得像头牛。去年反“扫荡”，诸葛慎带着一个连掩护主力转移，硬是在鬼子的包围圈里钻了三天三夜，回来的时候身上三处挂彩，还背回来两个伤员。这样的人，说叛就叛了？王必成不信。可眼下这事，光靠信不信没用，得拿证据说话。

他做了个决定：先别惊动任何人，派两个机灵的侦察员化装进城，盯着诸葛慎，看他跟谁接头，住哪儿，干什么。同时，把四十七团那几天被捕的经过再捋一遍，那天夜里，诸葛慎是去接应一批从上海来的学生，半道上让鬼子伏击了，随行的两个警卫员牺牲，他被俘。事情出得太巧，巧得像是有人提前透了风。

两天后，侦察员回来报告：诸葛慎住在金坛城东一个小院里，白天逛茶馆，晚上喝酒，跟一个伪军队长称兄道弟。王必成听完，一拳砸在桌上：“不对。诸葛慎不喝酒，他胃有毛病，跟了他五年的人都知道。”政治部主任说：“会不会是装的？故意做给鬼子看？”王必成摇头：“装可以，但装不了这么细。一个刚被捕的人，就算要诈降，也得夹着尾巴。他这么张扬，要么是真投了，要么是鬼子故意让他张扬，逼咱们动手。”

这时候，旅部机要员送来一份截获的日军电报。电报是金坛鬼子发给上级的，内容很简单：诸葛慎已归顺，拟近日安排公开亮相，以瓦解支那军心。王必成盯着那几行字，忽然笑了：“这电报太干净了。鬼子抓了咱们一个团长，不严刑拷打，不关个十天半月，一个月就放出来，还让他住小院、逛茶馆，生怕别人不知道。这是唱戏呢。”他顿了顿，又说：“可这戏，是唱给谁看的？唱给咱们看，让咱们自己乱；唱给四十七团的战士看，让他们心寒。诸葛慎要是真叛了，鬼子藏着掖着还来不及，会这么敲锣打鼓？”

当天夜里，王必成派了一支小分队，摸进金坛城东那个小院。出乎意料，院里只有诸葛慎一个人，正坐在桌前写东西。小分队把他带回来，一路上他一句话没说。到了旅部，王必成把那份截获的电报拍在他面前：“你自己看。”诸葛慎看完，抬起头，眼眶红了：“旅长，我要是真叛了，鬼子会让我写这个？”他从怀里掏出一张揉得皱巴巴的纸，是他在牢里偷偷写的，上面记着鬼子审讯他的每一个细节，还有他观察到的据点兵力部署。

原来，鬼子确实想让他投降，软硬兼施，他咬死了不松口。鬼子那边有个汉奸出主意：不如放他出去，造出他投降的假象，让新四军自己杀自己人。诸葛慎将计就计，假装配合，暗地里把情报记在心里。他知道旅里会怀疑他，但他更知道，只要自己活着回来，就能把鬼子的底交出去。

王必成听完，半晌没说话。他点了一根烟，递给诸葛慎，自己也点了一根。烟雾里，两个人都没看对方。过了好一会儿，王必成才开口：“你受委屈了。”诸葛慎摇摇头：“仗打到这个份上，委屈不委屈的，不算啥。我就是怕，怕咱们自己人先把我毙了。”王必成苦笑一声：“我也怕。怕冤枉了你，更怕放过了真叛徒。”

这件事后来在旅里传开了，战士们议论纷纷。有人说诸葛慎命大，有人说他胆大，也有人说，这种事要是搁在别处，可能就真说不清了。战争年代，信任比金子还贵，可怀疑也像刀子，稍不留神就能把人心割出口子。王必成后来在干部会上讲：“咱们看人，不能光看表面。可光靠信，也不行。得靠制度，靠调查，靠把事摆到桌面上来。”这话说得实在，可在当时那个环境里，做起来难。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