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6岁的张志超因奸杀女同学被判无期，然而，坐牢6年后，他的一句话，却让其母亲瞬间泪奔，之后坚持帮他申诉……

“那件事跟我没有关系，妈妈你帮我请律师。”

2011年，母亲马玉萍探视儿子时，听到了这句话。此前，她已经一次次隔着探视的玻璃看儿子，却没想到，那份让全家抬不起头的判决，竟然还藏着这么多问题。

这一回，她决定替儿子把事情问个明白。可她当时连判决书都没有，后来辗转找到一审律师，才拿到这份关系着儿子一生的材料。

事情要从2005年说起。1月10日，山东临沭县第二中学分校一名高一女生失踪。一个多月后，学校工作人员在教学楼一处停用的厕所里发现了她的遗体。

一个孩子在校园里遇害，家属要答案，学校要答案。警方将调查方向指向了同校学生张志超。当时，他是高一24班的班长，还不满16岁。

2月12日凌晨，张志超被从家中带走。到2006年3月6日，临沂中院以强奸罪判处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他的同学王广超也因包庇罪，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两名少年的人生，就这样偏离了原来的轨道。

很多人会问：如果受了冤枉，为什么当时不说，为什么没有上诉？

张志超后来解释，他曾在检察机关提审时喊过冤，却又被带回刑警队审讯，这让他陷入绝望。直到在服刑期间学习法律，看到一些案件得到纠正，他才重新鼓起勇气，让母亲帮自己申诉。

对马玉萍来说，儿子的一句话只是起点。真要改变判决，必须把疑点找出来，把材料交上去，还得面对一次次等待。

2012年3月，临沂中院驳回申诉。同年11月，山东高院也驳回申诉。2014年，临沂市检察院复查后，决定不予抗诉。

她没有就此停下，又往更高一级的司法机关跑。

申诉要钱，探视要钱，吃饭住宿也要钱。她就在饭店里烙饼、熬粥、洗菜，也给人当保姆。攒下一点钱，就寄材料、买车票。有的工作干不长，因为一有案件消息，她就得离开。

她跑过临沂、淄博、济南、北京，在北京只舍得住30元一晚的地下室。对她来说，省下来的钱，可以多支撑一次奔波。

可这案子能够重审，靠的也不只是母亲的坚持。律师翻阅案卷、走访调查后，发现了足以影响定罪的问题。

最关键的一点，是缺少能够客观指向张志超作案的证据。原判主要依靠张志超、王广超的有罪供述，以及这些供述与其他材料之间的印证。

口供听起来完整，能不能经得住核对，却是另一回事。

比如，原判认定的作案时间在清晨6点20分左右。可多名同学的证言涉及张志超参加升旗、跑操的情况，其中对他有利的证言，并没有在一审庭审中出示。一个人到底在哪里，不能只挑对定罪有利的话来听。

再比如，律师到现场调查后，对原判中的作案过程提出质疑：控制被害人、藏尸、交代同学看守、下楼买锁，再回来锁门，这一连串动作，与相关证言里的时间能否对得上？

这些问题，每一个都需要证据回答。

讯问程序同样出了问题。两位曾在讯问笔录上签字的教师，后来承认，讯问时自己并不在场，签名是事后补的。

未成年人面对讯问，家长、监护人或教师到场的要求，本来就是一道保护。人没有到场，纸上却有签名，这道保护还有多少实际作用？

2015年10月，山东省检察院立案复查。2016年至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三次视频接访了解案情。2017年11月，最高法决定指令山东高院再审。

希望终于来了，但母子俩还得继续等。

再审经历多次延长审限，直到2019年12月5日才开庭。庭上，出庭检察员认为现有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建议依法改判无罪。

2020年1月13日，山东高院撤销原判，宣告张志超、王广超无罪。法院认定，本案没有客观证据指向张志超作案，供述与证言存在矛盾，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合法性存疑，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那一天，马玉萍给儿子带了全套的新衣服和新鞋。可当年那个高中生，已经到了三十岁左右。
他重获自由时，父亲、爷爷、奶奶、姥姥都已去世。第二天，他来到父亲和祖父母坟前，大声宣读自己无罪的判决结论。

判决可以撤销，失去的团圆却补不回来。

2021年1月，张志超获得332万元国家赔偿。他打算还清申诉欠下的债务，再把赔偿款交给母亲保管，为她往后的生活留一份保障。

在我看来，这个故事最让人难受的，是一个普通家庭为了等到正确的判决，付出了这么多年。

马玉萍的坚持令人敬重，但守住证据和程序，本来就不该靠一位母亲如此艰难地推动。每一份笔录、每一次鉴定、每一条证言，背后都连着具体的人生。

被害女生的生命同样需要公正的交代。查清真相与避免冤枉无辜，必须一起做到。让证据经得住检验，让申诉得到认真对待，才是这起案件应该留给我们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