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杨尚奎遗孀水静要去美国，杨尚昆得知后，立马下令：“查查领事馆发证的人是谁。”此前，杨尚昆是水静的老战友了，但现在形势不同以往，美国在想方设法的对中国搞渗透，他担心这位老战友去了美国回不来。
 
一次出国行程，结束的时间不一定是返程落地那一刻。1988年，杨尚奎遗孀水静从美国回来后，又接到一次谈话通知。会议只开了约四十分钟，问的却不只是她在美国过得怎么样。
 
这段经历里，最值得注意的不是气氛有多紧张，而是事情分成了两步：出发前核实证件办理情况，回来后了解三个月里的接触和见闻。对当时的有关方面来说，确认一个人平安返程，显然还不等于把整件事交代清楚。
 
水静要去美国探望女儿，杨尚昆得知后，要求查清领事馆里负责发证的人。两人是老战友，杨尚昆关心她的安全，也担心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可能带来麻烦。这里的顾虑并不只围绕一张签证，而是担心她到了美国后会不会遇到意料之外的接触，能不能顺利回来。
 
水静在美国待了三个月。回北京后的第三天，她收到会议通知，说几位老同志想了解她出国期间的情况。地点设在机关大院的一间小会议室，她提前十分钟到场，屋里已经有三个人等候。
 
谈话一开始并不生硬。对方先问她在美国生活得怎么样，女儿情况如何，身体能不能适应。水静照实回答，内容与她此前向马领事说明的情况大体相同。
 
后来，问题转向她在美国见过什么人、有没有陌生人主动联系、收到过什么信件或邀请。水静说，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女儿家，平常往来的是女儿的邻居和朋友，聊天也没有谈什么重要事情。她收到过两个华人社团寄来的活动请柬，但没有参加。
 
负责记录的年轻同志追问了社团名称。水静回忆后说，一个是当地华人同乡会，另一个是中美文化交流协会，还补充说女儿也常收到类似请柬。这个细节看起来普通，却说明谈话并不是只核对大方向，连可能发生过的日常接触也要问清楚。
 
为什么连一张没有赴约的请柬也要记录？放在那时的安全氛围里，这类询问并不难理解。相关人员想确认的，是她有没有接触不明、有没有隐瞒，也包括她自己如何看待这些事。
 
谈到美国社会，水静说超市里的商品丰富，但新闻对中国的报道在她看来有不少偏差，普通人对中国也未必熟悉。她还提到，偶尔聊到中国时，有些人的印象比较陈旧。她只是描述自己的观察，没有把个别接触说成所有美国人的共同态度。
 
这一点很重要。三个月的生活见闻，能呈现一个人的实际感受，却不能直接代表整个美国社会。超市商品、新闻内容和普通人的谈话，本来就是不同层面的观察，放在一起看，才不容易把局部印象说得过满。
 
当时中国与美国的往来，也正处在逐步扩展的阶段。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两国之间的人员往来和民间接触随之增加；1985年，中国出台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出国旅行也有了更明确的法律管理框架。这些变化说明，出国既是个人生活安排，也需要放进当时的外交和管理环境中理解。
 
不过，制度和环境只能解释为什么有人关心行程，不能替每次具体谈话下结论。水静这次回国后接受询问，不代表所有出国人员都会经历同样流程，也不能据此推断每个人都受到同等程度的审查。她的身份、当时的环境以及杨尚昆的特别关心，都构成了这件事的具体背景。
 
谈话持续约四十分钟。对方表示情况已经了解，让她先休息，生活上遇到困难可以再联系组织。水静随后离开会议室，回家路上，先前那点紧绷感才慢慢散去。
 
说到底，这场谈话的意义不在于谁问了多少问题，而在于它把出国前后的两件事连在了一起：出发前确认手续，回来后核对经历。对于水静来说，行程早已结束，直到这次谈话结束，她才觉得美国之行真正翻了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