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豺狼的秉性从未改变

我的童年，是浸润在一种特定的光影与声响里的。

夏日的午后，或是某些特定的纪念日，学校会组织我们，排着长长的队伍，走进那时还算新式的影剧院。灯光暗下，一束光从背后打来，空气中飞舞着微尘，银幕上便上演着黑白的苦难与暴行。那便是《南京大屠杀》。

许多细节已然模糊，但那几种意象，却像烧红的烙铁，深深地烙在了心版上：明晃晃的刺刀，扎进婴儿柔嫩的身体，随即那小小的身躯被像一件玩坏了的玩具般抛向阴沉的天空；绝望的年轻母亲，衣衫在淫笑声中被撕扯殆尽；还有那机关枪，喷吐着火舌，将奔跑的无辜百姓当作活靶，最后，所有这些沉默的、破碎的躯体，被如牲口一样，推入巨大的、仿佛永远也填不满的坑中。

没有嚎啕大哭，影院里常常是死一般的寂静，间或有几声压抑的、忍不住的抽噎。然后，是长长的、集体性的噤声，我们排着队走回学校，夕阳依旧很好，街市依旧喧闹，但我们都沉默着，仿佛共同背负了一个过于沉重、无法与外人言的秘密。

那是一种原始的、未经过滤的恐惧与愤怒，它不讲道理，不由分说，便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精神底色的一部分。于是，“日本鬼子”这四个字，便不再是历史书上的名词，而是与这具体的、血腥的视觉记忆捆绑在一起，成了仇恨的图腾。

这份由集体记忆塑造的情感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多年后，当我听到某些来自东邻的、不甚和谐的声音时，那股混合着铁锈与血腥的气味，仿佛又会从记忆深处弥漫上来。然而，个人的、家族的记忆，有时却会以一种更复杂、更微妙的笔触，在这幅浓墨重彩的画卷上，添上几笔令人困惑的灰色。

我的奶奶，是一位典型的北方农村老人，脸上的皱纹，是岁月与风霜刻下的沟壑。有一次，我不知怎地问起她，日本兵有没有来过我们的村子。

她想了半晌，用那种缓慢的、带着泥土气息的乡音说：“来过哩。追八路，到处放枪，啪啪的，吓人得很。”

“那他们杀人了吗？”我紧跟着问，心里预备着听到一个悲惨的故事。

奶奶的描述却让我一愣。“你那些姑姑们，吓得全都跑到离村远的地里躲着去了。有几个年岁大的，没跑，就坐在自家门口。有个日本兵，走到她们跟前，也没说话，掏出几个肉丸子，递给她们。”

“肉丸子？”我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

“是啊。”奶奶平静地说，“大家都怕有毒，不敢要，等人走了，就赶紧扔了。我没扔。”

“您吃了？”我惊愕地问。

“吃了。”奶奶的语气里没有任何波澜，仿佛在说一件最平常不过的事，“那时候，太饿了。萝卜皮都没得吃，树皮都叫人扒光了，哪能浪费……”

我一时语塞。在我的预想里，日本兵的形象应该是统一的凶神恶煞，他们手中的东西，只能是刺刀和枪炮，怎么可能是肉丸子？这温情脉脉的一幕，与我认知里的历史剧本，格格不入。它像一颗投入静水里的石子，扰乱了原本清晰的倒影。

直到奶奶去世后，有一次与父亲闲聊，我又提起了这个话题。“爸，当年日本兵来咱们村，到底杀没杀人？”

父亲磕了磕烟灰，眼神望着远处，沉默了片刻。“杀了一个。”他说，“村东头的那个打铁匠，人长得高大粗壮些。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个日本兵走过去，一句话也没有，端起刺刀，就那么一下，就给刺死了。”

他描述得极其简洁，没有任何渲染，却让我感到一股彻骨的寒意。没有理由，没有对答，就像一个随意的、漫不经心的动作，一条鲜活的人命便如草芥般被抹去。父亲最后叹了口气，喃喃道：“日本人，太鬼了……”

我忽然明白了。那偶尔施舍的“肉丸子”，与这随意挥出的“刺刀”，并非矛盾，而是一体两面。它恰恰揭示了那种更深层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本质：他们可以在你的土地上，一面进行着最极致的、非人的残暴，一面却又偶发性地、施舍般地流露出一点近乎虚伪的“温情”。这种“温情”不是仁慈，而是一种更高级的残酷，它模糊了善恶的边界，混淆了受害者的感知，甚至企图在事后瓦解你控诉的纯粹性。这比单纯的恶，更显得阴森可怖。

这让我想起山野间的一种经验。越是毒性剧烈的蛇，其斑纹往往越是艳丽夺目；而真正致命的陷阱，也常常覆盖着繁花与绿茵。这或许是一种属于岛国的、极端环境孕育出的生存哲学，一种将菊与刀、礼与虐奇妙地融于一体的民族性。表面上，他们可以鞠躬如仪，秩序井然，呈现出一种近乎洁癖的文明姿态；但其内在，却可能潜藏着对力量绝对的崇拜，以及对生命极端的漠视。我们必须警惕的，正是这种表里不一的“花哨”，这种深入骨髓的“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