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说战争让女人走开，但历史却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当提到二战日军暴行，多数人脑海中浮现的是端着刺刀的日本士兵。然而，在那场疯狂的战争机器中，日本女性并非是无辜的——她们中有一大部分人主动成为了军国主义的帮凶和推动者，其狂热程度令人震惊。

战前日本社会通过教育将女性塑造成“军国之母”。1932年成立的“大日本国防妇人会”在战争高峰期拥有近千万会员，这些女性身穿白色围裙、手持竹枪进行训练，在街头巷尾宣传战争思想。

更令人深思的是，许多女性主动送丈夫、儿子上战场时表现出极端态度。曾有母亲因儿子体检不合格无法参军而羞愧自杀；妻子写信给前线丈夫称“如您战死，我立即追随”；未婚女性公开表示只愿嫁给即将赴死的军人。这种社会氛围直接助推了战争的持续。

随着战争深入，日本女性承担起军需生产的重任。在“铳后奉公”口号下，她们进入兵工厂生产武器弹药，这些武器最终被用于亚洲各国战场。据统计，到战争末期，女性占军需产业劳动力的42%。

部分女性更直接参与军事行动。“从军看护妇”随军前往中国和东南亚战场，她们目睹甚至默许日军的暴行；少数女性以“记者”“文化工作者”身份进入占领区，成为战争宣传机器的一部分；还有女性自愿加入“慰安妇”管理系统，协助日军实施这一罪恶制度。

尽管日军原则上不招收女兵，但在殖民地和占领区，日本女性却以特殊形式参与暴力。在中国东北，开拓团女性成员常以管理者姿态对待中国劳工；在南方占领区，随军家属有时会模仿日军对待当地居民。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女性在“慰安妇”制度中的复杂角色。除被迫受害者外，确实存在少数女性协助管理慰安所、诱骗或监视其他女性的情况。这些女性加害者虽然数量不多，但其行为模糊了受害者与加害者的简单二分。

这种集体狂热根植于明治维新以来的“爱国妇女”教育。学校通过修身课程向女性灌输“国家为先”思想，媒体不断宣传“靖国神社之妻”“军国之母”的榜样。当战争爆发时，整个社会形成了可怕的同侪压力——不积极支持战争者会被视为“非国民”。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狂热在战争末期达到了顶峰。当美军逼近本土时，不少女性甚至训练使用竹枪，准备“一亿玉碎”。这种被军国主义完全异化的状态，让她们将战争死亡浪漫化、神圣化。

回望这段历史，不可否认的是，二战时不少日本女性主动或被动地成为了战争机器中的齿轮。

那些振臂高呼“祈战死”的女性、那些在军工厂日夜赶制武器的女性、那些对占领区民众颐指气使的女性——她们的行为提醒我们，战争的罪恶从来不只是前线军人的专利。

当极端民族主义与性别角色结合，当个体思考被集体狂热取代，普通人也可能成为不普通罪恶的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