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万历三十三年，神宗就下令封闭各地矿洞并召回矿监。但直到十五年后朱常洛登基，才真正罢停。拖拉的原因不复杂，难以舍弃矿税之利。那么更缺钱的天启、崇祯两朝，对于矿税又持何态度？

在解释这个问题前，先简单了解明朝对于矿税的态度及其原因。

首先，国朝之初农耕被确立为大明的政治经济基础，这就让太祖（包括成祖）天然反感和排斥矿业。因为矿业需大量人力投入，加之其从业收益高于农耕，它就会抢占农耕的人力资源从而影响农业生产。

其次，由于矿业聚集人丁以及其生产安全性远低于农耕，各矿大量存在不老实、为利犯险的凶悍之徒，一遇突发事件极易生乱。简而言之，每个矿区在明廷眼里都是不稳定地区或者造反高发区。

注：明朝因矿而爆发的起义、暴动很多，如正统朝叶宗留和邓茂七起义、嘉靖朝浙赣矿工起义 …… 明廷对于矿业人员的评价也很低，如女真兴起后，即便扩军困难，经略熊廷弼也明确反对征召当地矿徒入伍。

所以整个明季，禁矿就相当于一种祖制。除了严禁私人涉足，朝廷自营部分也是尽量缩小规模。即便一时因财政困难扩大了生产，只要一有乱事就会复禁。明廷和皇帝对待矿业的态度其实和海贸非常相似，不是逼到墙角就不开，开了也会再次趋向封禁。

天启元年十月丙子，府军右卫百户陈有继奏请开矿。上曰：前者户部上本榷税，朕不忍小民重苦，陈有继今又以开矿起衅，本内有名的，俱著锦衣卫拿送镇抚司严行究问。

《大明熹宗悊皇帝宝训》

天启元年因辽东军费需求巨大，户部左侍郎臧尔劝奏请增关税、税契、典铺等杂项以助辽饷，皇帝虽未允准但也未明确反对。其后府军右卫百户陈有继，不知出于什么缘由，又奏请开矿。

结果天启的反应非常激烈，不仅把他丢进诏狱还给了个死罪，“有继论斩，并谪同谋御马监内珰梁运南京净军”（《明熹宗实录》）。有了这个榜样，之后四年里就无人再提开矿征税一事了。

天启五年阉党上台，朝廷在辽饷之外又启动了“大工” – 重建三大殿。同时各地杂项的征收也不顺利，阉党常以“为商民请命”，各种奏请罢免杂派和征商。这就让明廷本就窘迫的财政，愈发捉襟见肘。

当年九月御史杨新期奏请开矿，以为财政扩源。但皇帝的答复是，“方今海内虚耗，正宜休养民力，何得以开矿生衅？杨新期不谙事体，姑不究”。虽然仍未获准，但也没像陈有继那般被下狱问罪，这是不是口风放松的信号？

不论天启本人是否有这个意愿，阉党却发现了一个斗争“新工具”，将敌对派系官员和开矿祸民联系起来。

吏科都给事中赵兴邦追论癸亥察典，以御史练国事为赵南星、张问达之党。挺击一案，以御史李玄为王之采之党，红丸一案，以御史王祚昌为孙慎行、王纪之党。又以御史霍锳荐杨涟、左光斗，而参黄克缵、范济世为党邪，杨新期疏请开矿为酿祸。

《明熹宗实录·卷六十六》

赵兴邦弹劾东林结党祸国一案，就把杨新期的奏议作为罪状之一列入其中。不仅杨新期受到了削籍为民、追夺诰命的处罚，也把开矿和政治斗争给挂上了钩。其他官员再想提开矿之议时，都得先掂量、权衡一下了。

直到天启七年三月，才又出一个敢吃 “螃蟹”的人，丰城侯李承祚（靖难功臣李彬的后裔）。

李承祚敢就此议题上奏，不是他为大明不顾一切，而是后台和关系够硬。宁锦之战后他以吹嘘魏忠贤之功堪比徐达以及奏请仿中山王例（一门两公）敕封魏氏公爵，而获九千岁青睐。

李承祚提出了三项开源建议，江西（南赣吉）三府仍食淮盐（增加两淮盐税）、开采珠池、开铜矿以资鼓铸（铜钱）。天启的回复是，“珠池、铜矿封禁已久，如何辄议开采，以惊扰地方”。除此之外，阉党众官员也无人出面襄助。

注：“珠池”为福建、两广沿海的珍珠采集区，一共有六处。明初禁采、天顺朝小规模开放、嘉靖朝复禁、万历朝又开 …… 如想详细了解，可查阅《粤闽巡视纪略》

矿税难以复开的主因，跟朝廷派系、党争等等没什么关系。熹宗不想去背违祖制的骂名而已，毕竟神宗、光宗两位先帝连续以遗诏、登极诏的方式禁矿（榷税还可以用提高原有杂项税额的方式去绕）。而阉党干嘛要去触皇帝的霉头呢？

崇祯元年阉党垮台，之后两年东林又被规模性逐出朝堂，明廷和皇帝对于矿税是否又有新看法呢？（以下来源《崇祯长篇》）

崇祯元年九月，济阳卫指挥卓铭疏请开采，崇祯的回复是，夺俸五个月 ……

崇祯四年六月，宣大、山西总督张宗衡奏请开矿（仅在他的辖区，不是全国）以补军用，崇祯拒绝 ……

崇祯四年九月，钦天监博士周长庚奏请开（温谷）银矿，皇帝未予答复 ……

崇祯四年十月，诚意伯刘孔昭“请举采矿、盐法、钱法、屯田诸议以充国用”，崇祯回复“开采不可轻言” ……

由于皇帝态度坚决，此后几年明廷里的矿税之议也暂歇了。但至崇祯九年，皇帝的态度发生了逆转。

当年十月传旨山东和两直“采铜、铁、铅、银等矿以储国用”……

十一年二月，同意（兵部尚书）杨嗣昌在陕西、山西、河南开采金银矿的奏请 ……

十六年十二月，又有官员奏请扩大开矿规模。崇祯顺势彻底放开，下《坤舆抚致全书》，授权各地官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

除此之外，所有反对开矿的奏疏，皇帝全部不予理会 ……

为啥？被钱给逼得。

自崇祯元年西北起义开始，明廷一直处于和流民军、关外女真的双线作战中。几年征剿下来，不仅流民起义范围越来越大，关外女真也越打越强。尤其是女真已组织四次大规模入关劫掠，而且频率越来越高（崇祯七年到九年，一年一次）。

巨大的军事损失和压力，都需要巨额资金去应对。在农税、辽饷、商税杂项等均不够朝廷填窟窿时，崇祯就只能不顾一切去抓矿税这最后一根稻草了。

编者附（来源《倪文贞集》）：

崇祯朝后期，反对开矿的代表是户部尚书倪元璐，他在《请停开采疏》里列举了开矿六害。大体和万历朝开矿一样的毛病，相关官员更倾向短期、快速获利，所以“易采之矿”还是各地平民、富户。

民不处海多山居者，百家坟墓，千家闾井，或言其下有金银，则锄斸必及之矣，二也。

又臣尝纂修神庙实录，据所防计出入子母大都得不偿失，即当时使者别有进奉，总由威胁地方，逼使包承认纳，富者荡产，贫者殒身，尽是民脂，岂为地宝，五也。

崇祯也不是不明白，只是他更看重大局，“如以地方自生之财，供地方军需之用，官不特遣，金不解京，五金随地所宜，缓急皆可有济，其视搜括加赋，孰为便益”。待剿平四方不臣后，再减免几年赋税作为补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