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1月14日凌晨三点，皖南繁昌。

新四军二营营长陈仁洪睡得正沉，突然被电话铃声惊醒。

听筒里传来侦察兵急促的声音：“营长！1600多日伪军，正朝我们扑过来！”

他一把抓起桌上的马蹄表——三点整。

“敌人来了！全营集合！”他冲出门就吼。

三分钟，全营战士已在空地上列队完毕。

没人说话，只有粗重的呼吸声。

陈仁洪扫了一眼这些年轻的脸，声音不高，但字字清晰：

“这次敌人兵力、火力都比我们强。大家做好准备——打大仗，打恶仗，与阵地共存亡！”

这不是喊口号，是生死令。

繁昌是皖南的门户。1939年，日军已经五次进攻这里，五次被打回去。

这次，他们派出了石谷联队，调集重兵，明显是要拼命了。

天刚蒙蒙亮，金山岭方向“啪啪”响起枪声。

是侦察班和敌人接上了火。

陈仁洪立刻带人爬上西侧山头，举起望远镜——

日军先头部队，已经冲到乌龟山半山腰！

他心里“咯噔”一下。

乌龟山地势高，一旦丢了，整个塘口坝防线就完了。

他转身下令：“林昌杨！带4连冲上去，把鬼子赶下山！现在！”

4连连长林昌杨没废话，一挥手：“轻装！跟我上！”

此时，日军离山顶不到一百米。

双方几乎是迎头撞上。

鬼子机枪“哒哒哒”扫射，子弹打在石头上火星直冒。

新四军战士迅速趴下，手榴弹一颗接一颗砸过去。

爆炸声震得耳朵发麻，火光把天都映红了。

上午八点前，乌龟山守住了。

日军想从赤砂滩绕后夹击繁昌的计划，彻底泡汤。

但他们没撤，反而调兵抢占塘口坝和金丛山高地。

五团三营立刻反击。战斗从一个山头，蔓延到整片战场。

日军很清楚：不拿下乌龟山，这场仗就赢不了。

中午前，他们集中炮火，从西、北两个方向猛攻。

山下黑压压全是人，看得人头皮发麻。

4连守的小高地首当其冲。

连长林昌杨亲自带1排死守。

先扔手榴管，再用步枪点射，最后跳出战壕拼刺刀。

阵地前的土被炸翻了一遍又一遍，血浸透了每一寸地面。

激战中，林昌杨站起身指挥，一串机枪子弹打穿他的胸口。

他晃了晃，倒在地上。

紧接着，2排长和三个班长接连牺牲。

陈仁洪在指挥所看得心揪成一团。

4连不能群龙无首。

他立刻下令：“赵佩枫！你去代理连长，必须守住阵地！”

赵佩枫只带了一个通信员，转身就冲进硝烟里。

中午，日军又增援几百人。

二营的工事几乎全被炸平。战士们只能躲在弹坑和大石后面还击。

就在这时，四十多个当地猎户背着弹药赶到了。

他们常年在山里打猎，翻山越岭像走平地。这批弹药，简直是雪中送炭。

赵佩枫刚接过子弹，鬼子又冲上来。

他一口气拉响四颗手榴弹，连续投出。

“轰！轰！轰！”炸得敌人血肉横飞。

突然，他发现侧翼一挺轻机枪正在疯狂扫射。

他猫着腰，翻滚接近，猛地跃起，把手榴弹塞进敌人工事。

机枪哑了。

但他也被流弹击中胸膛，当场牺牲——那年，他才23岁。

日军见乌龟山啃不动，转头猛攻6连防守的东侧。

4班守的前沿高地成了重点目标。

班长汤永言右腿中弹，左臂又挨一枪。

他撕下绑腿草草包扎，咬着牙继续指挥。

全班打到只剩四个人。

卫生员要背他下去，他摇头：“我走了，阵地上就剩俩人，怎么守？”

他单手举枪，继续射击。

陈仁洪在指挥所看得真切：十多个鬼子正借着灌木掩护，悄悄绕到4班后方，准备偷袭。

而汤永言因失血过多，已经昏迷。

阵地上只剩三个战士，正和敌人拼刺刀。

他冲6连连长大吼：“老李！火力掩护4班！马上把汤班长救下来！”

话音未落，他自己抓起一挺快慢机，拖着受伤的左臂就冲了出去。

突如其来的反击让鬼子以为偷袭暴露，慌忙撤退。

陈仁洪趁机派一个班接防，并把汤永言背下阵地。

他自己的伤口早已裂开，血顺着胳膊往下滴，却完全顾不上。

下午三点，日军攻势明显弱了。

四点，他们连冲锋都组织不起来，只派小股部队偷偷拖尸体。

陈仁洪站在山顶，托着伤臂，心里清楚：

如果这时候能多一个连，就能全歼残敌。

可二营和五团，都已经拼到最后一口气。

这一仗，新四军毙敌三百多人，守住了繁昌，保住了皖南门户。

战后清点，4连伤亡过半，6连也损失惨重。

林昌杨、赵佩枫、汤永言……这些名字，不是英雄符号，而是活生生的年轻人。

他们不是不怕死。

而是知道，身后是家，是乡亲，是退无可退的底线。

今天的和平，不是凭空来的。

是这些二十出头的小伙子，用命换的。

塘口坝的硝烟早就散了。

但他们的选择，不该被遗忘。

记住他们，就是记住：

有些仗，必须有人打；

有些路，必须有人走；

有些牺牲，是为了让更多人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