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二维权的命运，是一场被时代折射的荒诞剧：他孤身呼喊数年，如石沉大海；一朝绯闻缠身，却瞬间引爆全网。有人讥讽他“姿态难看”，却选择性失明于一个残酷真相——当体面的沉默无人倾听时，撕破尊严的嘶吼才是唯一能被听见的语言。

这不仅是个人悲剧，更是行业脓疮溃烂的血色投影。

编剧界的“枪手制度”，宛如一场集体默许的剥削狂欢。它像极了学术圈那丑陋的潜规则：学生呕心沥血的论文，却被导师强势霸占为一作，美其名曰“指导成果”。

更令人窒息的是，这种窃取被冠以“行规”之名，成为入行的必经血祭——新人必须忍受数年甚至终生的“无名剥削”，如同古墓中的殉葬品，直到某位“仁慈”的前辈施舍一个署名，才得以爬出黑暗，继而成为下一轮剥削的加害者。若一辈子都遇不到那虚妄的“善良老师”，便只能沦为文字的幽灵，在版权页的空白处无声消散。群体性的沉默共谋，将溃烂的伤口美化为“行业花绣”，将窃取他人生命的行径，包装成“成长的代价”。

王家卫在访谈中轻描淡写提及早期编剧生涯：可能写过五十个剧本，却仅十几部署名，跟随的黄炳耀虽占据编剧之位，却“会分享酬劳”。这寥寥数语，竟成了行业黑暗中难得的微光——署名缺失的阴霾下，至少尚有报酬的雨露滴落。可这微光何其珍贵？它像沙漠中的绿洲，反衬出整个行业的荒芜。

当王家卫尚可参与编剧会议、获得部分酬劳时，多少枪手连会议室的门都摸不到，只能如困在文字牢笼中的囚徒，看着自己孵化的故事被他人冠名，连残羹冷炙都难分一杯。

古二的呐喊，撕开了行业的遮羞布。他的“姿态难看”，实则是整个体系病态的镜像：当默许剥削成为集体无意识，当窃取成果被包装为行业传承，维权者便注定要背负“不懂规矩”的污名，在道德绑架与舆论暴力中艰难挣扎。我们该质问的，从来不是维权者的姿态，而是那吞噬无数创作者尊严的黑暗制度——为何全行业默认的脓疮，就能被美化为花绣？为何窃取他人生命的行径，竟能被包装成“成长的代价”？

古二的悲剧不应止于一场八卦狂欢。它应化作一柄利刃，刺破行业脓疮，让那些在黑暗中无声消逝的创作者名字，得以重见天日。因为，真正的行业尊严，不在于维护腐朽规则的“体面”，而在于让每个文字的创造者，都能在阳光下署上自己的名字。

古二维权的真相，像一扇被强行推开的窗，暴露出影视行业深藏的残酷生存法则。分享比例语焉不详，但能让一个人隐忍七年，或许曾让他误以为前方有微光。

可残酷的现实是，他兼任编剧、助理、厨师三重角色，月薪仅三四千元——在上海这座寸土寸金的城市，这近乎一场荒诞的剥削游戏。

古二的预期清晰而悲壮：他以近乎自毁式的低薪，换取本就该属于他的署名权，如同用血肉之躯撞向铜墙铁壁，只为在历史的版权页上刻下自己的名字。然而，连王家卫这位曾亲历行业规训的导演，也无法为他撕开一道裂缝，遑论前辈的“仁慈”。

有人指责古二“愿打愿挨”，却选择性忽视了这场剥削的精密操控机制。对文艺青年而言，王家卫的“国际光环”是致命的滤镜——当偶像以“重视”“鼓励”编织出虚幻的承诺，将无名小卒捧为剧组的“宝总”、灵魂人物，这种精神鸦片足以让理想主义者心甘情愿交出青春。古二并非一蹴而就沦为“枪手”：他怀揣编剧梦被选拔进组，执行导演般的选角、素材搜集、剧本创作……这些模糊边界的工作，让他误以为自己是“共创者”。王家卫的情绪价值浇灌，如同给困在玻璃罩里的蝴蝶喂食，让他在“士为知己者死”的豪情中，一步步退让至深渊。这不是自愿的牺牲，而是被精心设计的规训：用理想主义者的热血，喂养行业的血酬游戏。

王家卫的早年经历，本应成为反抗的起点，却成了轮回的注脚。他亲历过“枪手制度”的冰冷，却在成为规则制定者后，未能打破这沉重的枷锁。这让人不禁诘问：行业的“规训”何时异化为“传承”？剥削的脓疮何时被镀金为“行规”？昔日香港电影在黑社会枪口下拍摄的阴影尚未消散，如今“枪手制度”又以“传统”之名，将创作者钉在文字的十字架上。时代的车轮本应碾碎陈腐的枷锁，而非让错误代代相传。

回溯内地影视史，编剧的尊严曾闪耀过光芒。80年代《编辑部的故事》《我爱我家》等经典，以编剧为核心撑起喜剧的脊梁。英达为梁左创设“文学师”头衔，将编剧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那时，文字的重量被看见，创作者的名字被铭记。可如今，当“枪手制度”将才华贬为廉价劳动力，当署名权沦为恩赐而非权益，行业竟在倒退中编织出一张吞噬理想的网。从编剧的黄金时代到枪手的血色暗狱，我们亲手埋葬了尊重创作的灵魂，将剥削包装成“成长的代价”。

古二的呐喊，不应被淹没在“愿打愿挨”的指责声中。他的悲剧，是行业脓疮溃烂时溅出的血珠，照见了整个体系的病灶：当理想主义者的热血被榨干，当署名权沦为权力的施舍，我们需要的不是指责受害者姿态的“丑陋”，而是彻底炸毁那吃人的规则，让每个创作者的名字，都能在阳光下骄傲地呼吸。

时代进步的齿轮，终将碾碎所有不合时宜的“规矩”——正如黑社会拍电影的阴影终会消散，枪手的血色暗狱，也该迎来终结的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