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8月，一个正在“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官在家信中说：红军“行军力与纪律实很好”，他们飘忽不定行动迅捷，已将我们“肥的拖瘦，瘦的拖死”①。蒋介石也承认，红军“行军力量快，跑一天一晚，跑一两百里路，不算一回事”②。事实上，红军正是凭借强大的行军力，以“胜利在脚”“走路出胜利”的信念，甩开“围剿”和“追剿”的国民党军队，实现了既定目标③。但是，现有研究或聚焦红军的游击战略战术，或关注红军长征的行军路线、行军里程及蕴藏其中的精神资源①，尚未完全揭示中共关于红军行军力的认识、训练及其影响等问题。这样的研究路径固不可少，但再好的战略战术和精神鼓动，终究要落到红军将士的两只脚上，“没有强健的体力，就有万分的革命精神和志愿也无从施用”②。红军强大的行军力不仅在当时发挥了显著作用，对于中共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红军既有一般环境下的行军，也有特殊环境下的行军，“行军力”本身亦是一个系统化的军事概念，有其具体的论域。本文以红军反“围剿”和长征行军为切入点，聚焦山地夜路这一特殊环境，就前述问题作一探梳理。
一、行军力的一般要义与中共的认识
行军是作战部队从一个阵位到另一个阵位的转移，行军力是反映部队作战能力的重要指标。行军力一般包含两个核心要素，一是部队在特定时间内的行走能力，二是部队指挥者的组织协调能力。前者体现的是战士的体能素质，后者是部队能否准时到达的组织保证。③在战时状态下，部队经常在急行军甚至强行军之后立即投人战斗，行军力的强弱就成为战斗能否取胜的关键，故而备受关注。
部队行军“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是中国古代就有的认知。现代战争更加重视行军力的养成。一战后即有人提出：“行军力为左右胜败之第一要着”，若“行军力能活泼，则我寡可以击破众，我弱可以当彼强，以逸待劳乘虚袭取，使勇者无所使其力，谋者亦不及为谋，所谓兵贵神速者此也”④。国民党的步兵教材也认为，强大的行军力“进以击人，能使人无回旋余暇，退而避战，仍自我作卓越之企图。进退皆执先制之机，而能行有余力，则自信必坚，而士气必旺，自无往而不利矣。”③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亦重视行军力。阎锡山称，行军力是“军队打胜仗的一个重要凭恃”，如果“一个军队行军力不强，这个军队就要吃大亏，一个战士行军力不强，这个战士就要吃大亏”，因此“战士养成不落伍不掉队的坚强精神，并随着锻炼躲避飞机的行进，这是最能加强行军力的办法\"①。冯玉祥更加明确地指出：“在中国这样交通落后的国家，行军力的强弱关系于战果者至大至切”，加强行军力“不但磨练体力，亦可以磨练精神”，“行军力强就是打胜仗的原动力”？。由此可见，行军力是衡量部队作战能力、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
对于如此重要的行军力，中共不仅有着清晰的认识，同时还在正规战向游击战的战术转变以及反“围剿”斗争等具体实践中逐渐明确并加以强化。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创建部队并开展武装暴动。初创时期的红军，“昨天人伍今天就要打仗，简直无所谓训练。军事技术太差，作战只靠勇敢\"③，甚至一度被称为“烂牛皮不是烂牛皮，烂豆腐不是烂豆腐”的“原始的游民的队伍”。同时，红军尚未构建适应边界山林区域作战的战术编制，“一仍黄埔式军队的编制”。尽管有人提出试验苏联红军的编制办法，“结果大家看了一回稀奇，在实际工作上仍然只有照抄老的办法”①。何长工在谈及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也认为，那时的作战方式“相当幼稚，打仗还是按照黄埔军校的思想体系来的。即是采用北伐时期的正规战，死拼硬打的战术”，不懂得“集中优势兵力的战法，而是分兵出击，不是选择敌人的弱点，各个击破敌人，相反把部队分成几路打敌人的强点，且兵力分散，指挥失调，结果反被敌人各个击破”②。
作战失利的教训让中共逐渐认识到“不能再按老办法打仗了”，决定把部队带上山实施游击战。经过实践，“上上下下都觉得这样搞有出路。于是从打正规战转变为打游击战的思想，就这样在同敌人战斗的实践中产生出来了”。③从正规战向游击战的转变，是红军战略战术的重大调整，同时也对红军的行军力提出了明确要求。
既然要“游”，就要多走路，并实施灵活机动的战术，实行“有把握的仗就打，没有把握的仗就不打，不打就‘游’”的战术，保持革命力量，这是“正确的方向”。有些红军“因为没有‘游”这个正确方向，不知道‘游’，光知道‘击’，结果打硬仗，拼得干干净净，使自已遭到彻底失败”。④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证明了红军进行游击战的必要性。为适应迅速灵活的作战原则，红军必须强化行军力和提升军事技术，“决不应附和不爱严格训练与组织的农民意识，红军有好的军事技术，有严格的军事训练，才能加强自己的战斗力”③。
红军在反“围剿”斗争中进一步认识到加强行军力的重要性。第一次反“围剿”时，红军采取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以灵活机动的行军取得反“围剿”的胜利；第二次反“围剿”时，红军采取更大规模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以“七百里驱十五日”的行军力，取得“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战绩；第三次反“围剿”时，红军积极防御、在运动中歼敌的战略战术日臻成熟，部队中更是流传着“胜利在脚”“会走路就能胜利”的口号。三次反“围剿”的作战经验，夯实了红军强大的行军力，中共对行军力的认识也更加深刻。
朱德较早注意到部队的行军力问题。1933年5月，朱德所作《怎样学习行军》一文明确使用了“行军力”这一概念，并对红军行军力进行了集中阐释。他指出，在长期的游击战和反“围剿”作战中，“红军行军力一般说来，都是较白军要强些，因为红军大多数战士是游击队来的。他们的行军动作是在被敌包围之环境中养成的，迅速、秘密两个主要条件，一般地都能做到”。因此，“在白军眼中，估量我们的行军力，每日能行百里，这不是无原因的”。但要让大部队也能做到日行百里，必须有很好的计划。部队出发前要检查服装、草鞋、绑腿，出发时要用口令去指挥，这些并不只是营长、连长、排长和班长的职责，“即使高级指挥员亦应熟习营以下的行军动作。这样才能做到全军团的行军指挥的完满，才能纠正营以下的行军中的缺点”，如此“红军的行军力，会大大加强”，并能“保持红军固有特长的行军力”。？
朱德所谈及的行军力，至少包含红军在特定时间内的行走能力和指挥员的组织协调能力两个核心要素。中共认为，强大的行军力是顺利开展游击战的关键，行军力不强就不是合格的游击队。在具体行军作战中，红军保持行军力的要诀有二：一是能多走路，二是要快。
“能多走路”是“游击队员应有的本事”。为避免被敌人侦知、堵截和追击，红军“起而能强行军以袭击敌人，或抄敌之前，尾敌之后”，行走矫捷，“时而一日百里，数日千里，时来时往，忽东忽西，神出鬼没，使敌不可捉摸”。这样一来，“遇小敌，追之无有不及，遇大敌，避之无有不脱”。①在作战中，红军不仅能“游”，还要能“击”，通过强大的行军力操控敌人，使敌人疲于奔命，而后找准机会，“采取秘密、迅速、各个击破的手段，在决战的时机集结优势兵力于决战地点，坚决而干脆地消灭敌人”②。只要能多走路，机动性就大，就能实现作战目标。反之，走不了路，行军力差，机动性就小，战斗力也就差。
红军行军力的第二个要诀是“快”。面对敌人的凶猛围攻，部队行动要迅速，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同敌人捉迷藏，“愈是走得主动，走得隐蔽，走得神速，便愈能达到避实击虚、避强击弱、歼敌制胜的目的”。面对适宜环境，要“分秒必争，和敌人比速度，抢时间”，以此“打破敌人的优势和主动地位，改变自己的劣势和被动地位”。作战时间过长则于我不利，所以要速战速决，“每战必须果决神速，雷厉风行，以快制敌，集结兵力要快，开进战场要快，兵力展开要快，抢占有利地形要快，扫清外围据点要快，制敌退路要快，突破缺口要快，分割穿插要快，扩张战果要快，追歼逃敌要快”，尽一切可能“保持战役战斗的突然性，从而夺取各个环节上的先机之利，达到迅速全歼敌人的目的”。红军强大的行军力，靠的就是“一双行如疾风的飞毛腿、铁脚板”。③
为了保证红军强大的行军力，中共还注重提高指挥员的组织协调能力。朱德指出，红军指挥员如果“事前计划不好，行动时指挥不好，还带着许多游击习气，必然有许多行不通的障碍”，只有提高组织协调能力，才能“减少行军的困难，加强红军的行军力”④。即便是政治委员、政治机关，也要“倡导这个机动”，“每个政治工作人员也要成为一个战术家”③。
除了战术层面，中共还从战略层面强化对行军力的认识。特别是随着红军的发展和根据地的扩大，如何从理论上总结军事斗争经验，提升红军的行军力，已经成为重大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在反“围剿”斗争中认识到，反“围剿”是红军主要的斗争形式，红军面对的最大实际就是国民党的强大和自己的弱小。这决定了“红军的作战不能不和一般战争以及苏联内战、北伐战争都有许多的不同”，红军只能处在“分散而又孤立的山地或僻地”，而且是“流动不定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只能是一种“流动生活”。正所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走路的时间通常多于作战的时间”，只有在“流动生活中努力，才能争取将来的比较地不流动，才能争取最后的稳定”。①红军“全凭着满腔的热血、誓死斗争的决心和敌人肉弹相搏”，“全靠官兵奋勇猛进，以我们的勇敢骇倒敌人”。因此，红军必须练就强健的体魄，将增强体力作为“军事训练中的第一要着”，唯有如此“才能一天奔跑百多里路，抢十多个山头，作几场恶战”。①残酷的现实需要正视，而加强行军力才是红军生存发展之道。
中共对红军行军力的认识并不是从书本上得来的，而是在严酷的军事斗争实践中，基于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和特点，从战术和战略两个层面考量的。就战术而言，红军提升行军力是内嵌于游击战术的作战方式。多走路是红军行军力的基础，快速灵活是关键，各方协调配合是保障。只有彼此兼顾，才能在敌强我弱的现实条件下取得胜利。这是红军长期行军作战的基本经验，也是反映红军行军力的核心要素。就战略而言，红军的行军力是适应环境保存自己，进而实现中共革命目标的重要支撑。中共认为，红军强大的行军力，不仅是为了眼下的生存，而且要“预备在全国的范围内作战，并且要预备直接与帝国主义作战”，“红军的行动，在任何情况之下，有最大限度的集中性，去消灭它的阶级敌人的武装”①。只要拥有强大的行军力，暂时的退却失利，也是“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②，红军的战略退却是“特殊形式的进攻，即从一个方向和区域向另一个更有利的方向和区域去求得发展”③。
二、红军行军力的练成
练就强大的行军力，是一项颇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一般的军事操训固不可少，各方组织协调以及政治后勤工作的积极配合同样重要。在严酷的战争形势下，长期山地夜路环境中的行军作战，决定了红军行军力的练成有着自身的特点。
在边界山区作战需轻装简行，笨重的行李马匹不仅“易养成战斗人员懦弱腐化”，而且“妨害行军非常之大”，“妨害行军，即是妨害战略执行”④。这是加强红军行军力、提升部队机动作战能力的基本要求。那种“搬家式”的行军，不仅影响部队作战，还会带来难以预料的困难。红军从江西出发实施战略转移时，就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大搬家”。3000余人抬着各种坛坛罐罐，形成一支庞大的队伍，面对数十万敌军“前堵、后追、前后、左右、空中地面两边夹”的“围剿”，部队在山间小路上拥挤不堪，行动十分困难，“有时一天才走二三十里最多才走几十里”③。这种“大搬家式”的长途行军转移，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机动能力。红军过湘江时就因此丧失了提前抢渡的宝贵时机。聂荣臻回忆说，当时部队距离最近的渡口只有160多里地，如果采取轻装急行军，一天即可到达，仍有可能以较小代价渡过湘江，但由于“从中央根据地带来的坛坛罐罐，按常规行军，每天只走四五十里，足足走了四天，才到达湘江边。使前线战士为了掩护任务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早在苏区时期，中共就要求部队“下最大决心裁减”，“连上不要一匹马，团留两匹、师两匹、军七匹”，同时要“裁减笨重行李”，担子重量“每担不过四十斤”，每名战斗员“携带子弹数目至多不得超过一百五十发”，多余及不需要的一律送往后方，“务期行动敏捷，节储战斗力，以便应付继续的残酷斗争为要”？。但红军决定实行战略转移十分仓促，部队几乎是刚下火线就匆匆上路，“搬家式”的行军导致行动迟缓、为敌所乘，最终在湘江战役中付出惨重代价。痛定思痛后，部队着手焚烧掩埋行李以大幅减少重，极大提升了行军力，使红军得以巧妙地与敌军周旋。
减负轻行固不可少，主动训练适应边界山区特殊环境下的行军，则是战略战术的必然要求。红军训练“不同于国民革命军”，“没有花架子，训练从实战需要出发”，尤其“重视爬山”。粟裕回忆，在井冈山时期，“每天起床后第一个课目就是爬山。不管山多高，一个跑步冲上山顶。休息几分钟又跑下山。然后才吃早饭”。红军的操训从实际出发，因而“很容易为干部、战士所理解和接受”③随着游击战术的广泛运用，练习爬山成为红军练就强大行军力的必修课。“欲使行军力强，应有经常跑步爬山之操练”。在红四方面军，部队每天拂晓全副武装“操练爬山，或上或下，或爬石崖，或抢独径，以及跑步等等，均以竞赛行之”。①他们还制定专门的训练规程，要求“游击队员要多爬山、跑路（一天能走两百里），多跳高跳远”，训练跑步、爬山、跨越障碍、实战演习和紧急集合，“锻炼部队体力和提高战斗技能”②。
行军力作为红军的重要作战能力，既要在实际作战中磨练提升，也要在具体环境中应变加强。为了隐蔽自己，红军经常夜路行军作战，如果缺少专门训练，不仅会影响行军力，甚至会发生意外。
1930年广西龙州起义时，部队在地形不熟的崇山峻岭中行军一夜，因为天黑很难找到出口，结果部队整晚都在山上的“盘陀路”上打转转，最后竟发现还在原地，走了一夜冤枉路。部队在另一次夜行军中遭遇天气突变，一时狂风暴雨，人马衣服尽湿，恶劣的天气使行军受阻，一夜不过行军5 公里。③夜行军中如果“遇着隘路或上山下坡，或过桥过水”，部队前锋遇阻，经常使整个队伍“走三步停十步”，整体行军速度被大大拖慢。④因此，夜行夜战训练就成了红军的必修课。
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特别强调加强夜间训练，要求部队学会走夜路和山路，“学会夜间摸敌哨，看目标。还要学会夜间传达口令和命令”，学习在地形复杂、接近敌人的岔路口派人站岗，“注意掌握好各条道路的方向和各个方向的敌情”。长期从事军事教学工作的刘伯承也反复强调：“夜间运动是我们部队良好的习惯，敌人所怕的事”，红军要“一面准备刺刀熟练刺杀，一面加紧夜间的前进队形、冲击队形、标定方向、通信联络、侦察警戒乃至守备阵地的训练”。
由于夜战会在战术动作、部队运动、联络等方面遇到特殊困难，所以红军专门进行夜间行动作战操训。红四方面军抽调88师265团，在最坏的天气、最难走的道路上训练。他们先练习夜行军、爬悬崖，在掌握相关技术后，又设计假想敌进行夜袭“战斗”。战士们换上轻便的软底布鞋，带上全部装备，遵照夜行纪律行动。如果发现谁有响声，即让他重新着装。夜行军时跌倒不叫，滚到沟里不曬，更不准抽烟说话。为了夜间联络，红军创造了“竹筒讯号”联络方式，即用一节一头切开的竹筒，中间插根粗香，燃着香头，竹筒口向后，这样就不会前后失掉联络了。为了在夜战中彼此相识，战士们除了将白毛巾绑在臂上，还制作了竹质的联络哨，声音尖细刺耳，“即便在杀声四起，枪炮齐鸣的时候，也能听得出”。经过训练，265团成为红军中有名的“夜老虎团”。①
练就强大的行军力，灵敏的“耳目”至关重要。1929 年红四军向赣南转移时发生的大庾之战，就因部队离开根据地，“没有群众报信，以致仓促应战”，结果战斗失利③。红军在山路夜路行军，更加需要熟悉地形与道路，便于对敌人“作飘忽和不规则的战争”。正因如此，红军到达新的地点，“第一件事就是把地形看清楚，方向看清楚”，同时“要把敌情弄得非常清楚”，能“处处站在主动地位，很飘忽的来打击敌人”。向导在红军山路夜路行军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被称为红军的“耳目”。萧克回忆说，红军1934年9月进入贵州后，遇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地形不熟悉”，在完全陌生又没有群众基础、甚至连地图也没有的地区活动，“全靠找向导问路”。因此，红军会给予政治上可靠的向导以适当优待，“使他安心而忠实地引路”①。
通讯情报是红军行军作战依赖的另一重要“耳目”，侦测敌情、了解地形或与友邻部队联络，都是“军中的耳目，于战斗胜败上，关系很重”①。红军初创时缺乏无线电侦察工具，但仍用“传递条子”和“通信员传令”等方式，在部队行军作战时加强通讯情报联络②。
红军还使用号音、山顶烧火、旗语等方式加强联络。红军部队的每个连都设有司号员，以号音的节奏旋律传递信号。有时还“在山顶上烧火，晚上在高山上烧一堆火是什么意思，烧两堆火是什么意思，烧三堆火是什么意思，一眼就看出来了”③。部队在行军作战中还逐渐学会了用旗语传递信息，特别是在山路行军中旗语有其显著优势。因此，红军要求每个连队都要训练“专任旗语的传令兵”④。《大公报》曾专门报道说，红军在旷野中或海面上使用旗语，“在各山头潜伏着，到了必要的时候，在甲山头和乙山头以旗语转辗传递消息”，基本掌握了敌人的行动。遇到大规模“进剿”便以最快的速度“逃走一空”，如系小股敌军就决定应付策略，红军的全部行动“都是极经济而迅捷的”③。
无线电通讯在红军行军作战中起着更大的作用。红军利用与国民党军交战时缴获的无线电设备举办无线电通讯班，培养通讯情报人才。长征时期，无线电技术“不仅用于联络，也用于侦探，国民党司令部的很大一部分的消息和命令都是靠无线电窃听和破译的”①。形式多样的通讯“耳目”便利了红军的山地夜路行军，也是提升红军行军力的重要手段。
养成红军强大的行军力，不仅要依靠技术，更需要强大的意志力。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长时间的山路夜路行军，是对红军将士的极大考验，不仅要“靠军事技术的条件来决定，最主要的是靠红军的阶级政治觉悟、政治影响，发动广大工农群众，瓦解敌人的军队”①。因此，政治工作是红军行军力养成的重要保证。
山地夜路行军时容易身心俱疲而贻误战机。1934年11月红5军团陈伯钧部过广西全州时，因“连日疲劳过度，都睡着了！结果敌人上来，架好了机关枪还不知道，直到敌人放枪喊杀，才由梦中醒来”，结果“稍作抵抗即撤退，以致通南朝关口完全失守”。在行军目标、行军路线都不很明确的时候，该部甚至出现有33人开小差的“极端严重的问题”。③红9军团也因“连日昼夜行军，体力上吃不消”，“思想顾虑越来越大”，掉队者急剧上升。这不仅影响部队行军，还会严重影响红军的作战。因此，“政治工作必须注意巩固部队的情绪，团结一致很快地提高战斗情绪和恢复体力”，发挥好山地夜路的行军力，使其“成为红军的特长”。而“党支部的堡垒作用是不掉队的保证”，部队基层党组织抓住行军空隙，“哪怕是几分钟，也要碰碰头或召开支委会，及时研究解决行军中所遇到的问题”。①
由于红军山地夜路行军是一种常态，所以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及时跟进。当战士情绪不稳定时，部队就利用行军间隙上课，举办“热烈的政治比赛晚会”和“行军不掉队落伍比赛”，以及制订“行军竞赛条约”等提振士气①。唱歌等文娱活动也是行军动员和凝聚军心的重要手段，是部队行军作战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红军总政治部红星社编辑出版的《红星画报》专门创作刊发《山地行军歌》——“我们都是无敌的红军，爬高山如平地，奋勇前进，哪怕它峰高坡陡，坑深路又小，迈步地前进，不要稍留停，让我们艰苦耐劳，英勇和善战”②。歌曲内容十分契合部队行军特点，红四方面军要求每名战士都学唱此歌，以“提高战士精神，克服行军中的疲劳，保证每一行动的胜利”③。即使在两军对垒的战场上，红军也会用歌声鼓舞士气。
山地夜路行军，严格的组织纪律也是重要保障，必须树立“坚强的时间观念和令行禁止的紧张作风，反对稀稀拉拉，慢慢腾腾，马马虎虎，军队不像个军队的样子”④。行军时要自觉遵守纪律，“使各个指挥员战斗员的忠实勇敢，服从纪律，汇合成为全军的忠实勇敢，服从纪律”③。特别是夜行军，要做到“肃静、迅速，适切各种不齐之地形前进，以及分别方向，切实联络，不发声响，不发火光，而且能辨别敌之行动与企图”，就必须“确守军纪及时间”，唯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行动飘忽、敏捷，出没无常，进退不定”的优势。每次夜行军之前，部队会根据具体路线专门讨论行军时的纪律，“强调保守军事秘密，以免暴露企图。对代字暗号的使用要严格，并读熟”。正是因为自觉严格地遵守纪律，红军才被称为“铁的红军\"③。
提升红军的行军力，既要发掘体力又要保养体力。“如在战斗前无故使部队疲劳、欠睡觉或不以饱食，那是直接从物质上削弱了战斗力而应避免的事情”，日常行军“必须尽量休养和顾惜人马的体力，以为在紧要关头争取胜利之用”②。“胜利在脚”就要重视护脚，保护脚就是保护行军力。由于草鞋轻便适宜山地行动，红军休整时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利用时间打草鞋”，打草鞋成为每个红军战士的必备技能和行伍生活常态。红军大学专门举办草鞋训练班，培训战士们打草鞋的技能，培训结束后还要进行以草鞋质量为主要内容的考核。卫生问题同样影响红军的行军力。部队行军前进行卫生教育和宣传，讲清楚行军的目的和意义、路程和可能遇到的卫生问题，安排好行军休息时的卫生工作。休息时争取用热水泡脚，睡觉时做“倒脚”运动，用干柴或干草把脚跟垫高，改善足部血液循环，预防脚痛和脚泡的发生。通过“倒脚”后脚板就会轻松许多，有利于连续行军。3
训练保障多管齐下，练就了红军强大的行军力，由此创造了红军在地球上最险峻的地带依然保持超强行军速度的奇迹。这不仅是外国友人的认识，就连国民党军也有着深刻体认。作战时红军巧妙利用空隙进行游击活动，国民党军到苏区作战则没有“耳目”，“真是漆黑一团，如同在敌国一样”，红军“聚散无常，行动神速”，一旦被其合围，国民党军“便成了瓮中之鳖、袋中之鼠，纵然武器较好，也难于幸免”。①
三、红军的行军速度
行军速度是反映部队行军力的重要指标。红军实施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行军自当以快为先，游击行军“主在诡秘，迅速敏捷，为一要着”②。红军行军速度究竟有多快，不妨从一般的行军规程着手考察。
按照克劳塞维茨的说法，部队一般的日行军速度应为15英里（1英里约等于1.609公里），作战时的平均速度为10英里。部队一次强行军可以走25英里，最多30英里。若连续强行军，只能走20英里。遇到“糟糕的道路或多山的地区，所有此类时间和距离的标准就会经历那么多变化，以致会难以准确估计某一项行军应费的时间”③按照步行力学测算，步兵一般每小时行军4公里，轻装步兵每小时可行军5公里。夜间行军速度会降低，每小时可行军3公里。常行军每天可持续8小时，急行军每天可持续10小时至12小时。由此可知，步兵部队一昼夜可行军45公里，但要及时休息，“没有大休息，是不可能连续行走20公里以上的”。④中国很早就有“千里者旬日，百里者一日”之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军训教程规定，部队常行军每日行程以五六十里为准，且行军4日必须休息1日，急行军一日行程超过60里“则不免困难”5。
国民党军也强调“剿匪”必然要“富有极大之行军力”。按其战术规定，普通行军时要求部队每小时行军8里至10里。如果是夜行军，在状况良好的道路上每小时可行军6里；遇雨天或道路崎岖，每小时可行军4里；未定行程时限的，每日行程以20里至30里为宜。如果有战术要求，则对行程不加限定，但行军速度与行程“宜适合机宜，预为计算，不可孟浪从事”陈诚在“围剿”红军时，深感国民党军“精神体力有限，恐有疲劳过甚，仓皇间难以应战。且连日行军，因天气炎热，各部患病落伍者甚多”，提出要“保持行军力”，除特别任务外，“通常每日行军不可过四十里。又除特别事故外，一切行动应安定部署，免东调西移，多劳兵力”？。
相较而言，红军要摆脱国民党军的“围剿”，就必须发挥快速灵活、奔走游动的战略战术，增加部队的机动性和轻便性，因此行军速度至为关键。如果普通行军每日五六十里，红军就“走百里或百数十里，这样，遇小敌，追之无有不及，遇大敌，避之无有不脱”；如果普通军队行军10里1次小休息、30里1次大休息，红军就“走四、五十里一休息，或一直走到目的地，而且中途不吃饭、不休息，高山峻岭不避险，狂风冷雪不怕寒，战胜一切困难，忍耐一切痛苦”③。红军行军速度快，是由其面临的严峻形势和游击战略战术所决定的。
初创时期的红军就能以日行百里的行军力与敌人周旋。1928年4月底，红军攻打赣南刘士毅部，“一口气追了三十五公里”，“这种追击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追击，而是为了达到歼灭敌人的一种战术”。同年5月，国民党杨如轩部向永新龙源口进犯，朱德率部从茶陵奔袭永新，在阴雨连绵、道路泥泞的环境下，仍以一天急行军130里的速度与敌军周旋，最终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井冈山的“进剿”①。井冈山突围时，彭德怀率部以“十八小时走了一百四十里”的速度，出其不意消灭了六七百名敌人，并缴获三四百支步枪和两挺轻机枪。而在此战前，红军已被国民党军穷追堵击一月有余，“刚一落下脚来，即进行一百四十余里之奔袭，而且是攻城，这是完全出乎敌意料之外的”。②
在反“围剿”斗争中，红军进一步加强了行军力。针对地形特点和敌军不善爬山的情况，红军专门练习“爬山，抢山头”，提高“部队在山地开进、集结进攻和追击作战的能力”③。经过训练和实战，红军以其强大的行军力，灵活实施“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毒敌、捉敌、侦敌、俄敌、盲敌”等游击战术④。红军山地游击行军尤其注重袭击战术，而夜间实施隐秘袭击更加有效。因此，山地夜路行军对红军而言是家常便饭，也是其实施“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拿手好戏”③。
山地夜路行军会受诸多条件限制，红军所走山路更加崎岖。在一位外国传教士看来，红军走的路，“几乎只是前边的人踏出的一条痕迹，说不上路。这种路，攀登尚可，最难的是下山，山高坡陡路滑，危险万分”。即便如此，红军在山路的行军速度也非同一般。据《大公报》报道，红军遇国民党军大规模“进剿”时，“极经济而迅捷”地展开“最速度的行军”，“一昼夜能行一百八十里山地”？。
红军在反“围剿”斗争时的行军速度不可小，长征时的表现则更为突出。据陈云的报告，红军在山地夜路行军，“每天可以走一百里到一百二十里，也就是五十公里到六十公里”，“平均每小时行军两公里半”③。这样的行军速度，可以从著名报人范长江对一位青年红军的采访报道中得到印证。据这位青年红军介绍，他所在部队从瑞金出发，几乎都是夜间行军，一路走得昏天黑地，而且走的都是偏僻小路，“平均每日行程总在一百一二十里左右”。跟随红军长征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也说：红军大多是夜间行军，在四渡赤水期间时而迁回伴攻时而兜圈子，“每天行走四、五十公里的强行军是家常便饭”，有时“一下就走了七十公里”。红军穿越从毛儿盖到班佑之间的草地时，每天也要行军七八十里。尽管恶劣的环境对战士的体能和心理造成巨大挑战，但由于长期的山地夜路行军和中共清晰的行动逻辑与战略目标，红军日行百里已经司空见惯，夜行百里也习以为常，甚至在最坏的天气、最难走的道路上也可以夜行百里，留下“夜老虎真是神，夜行百里攻敌营”的美名。
虽然山地夜路行军会给红军部队带来麻烦，但也不失为一种天然保护屏障。在军事战争中，地理和地面通常以三种方式影响军事活动——“作为阻扼进路的屏障；作为遮挡视线的妨碍；作为抵御弹火的掩护”②。红军山路行军便于遮挡敌军火力、隐蔽自己和减少敌军目标，进而实现“利用地形地物，发扬火力，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战术方针 ① 。红军将士的日记中留下了许多关于夜行军的描写，如“月光稀微，人影照地，时明时灭，长如黑蛇。四围矮雾，助威起舞。千军万马，寂然无声，确又别是一种风味”。还有人记述夜行军中“各种各样的火把，在风雨潇潇、夜色茫茫的平原上，排成几十里的‘火龙’，犹如我们家乡元宵节之夜耍龙灯时的美景，又好似农历六月二十五日夜晚的‘火把节’”②这其中固然有乐观主义的意蕴，但确实反映了只有夜幕掩护下的行军才可能出现的情形。
雨中行军无疑也会影响行军速度，加之山中泥泞小路的阻碍，快速行军非常不容易。据萧克回忆，红军进入“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贵州后，由于山高、谷深、路窄，“从江西、湖南带的马，不习惯那种道路，好多都掉到沟里了”③。红9军团的赵在日记中也记录了雨中行军的情况。1934年10月26日，部队冒雨出发，泥滑路烂，敌机不断前来袭扰，部队多路并进，以每小时超过12里的速度急行军前往赣粤两省交界处的乌泾圩，整整走了一天，行程120里；27日，敌军突然逼近，于是部队连夜冒雨行军，一夜一上午的时间走了90多里泥路；11月17日，因薛岳、周浑元所部的追击，部队在疾风大雨中踩着犹如沼泽的泥泞道路继续行军，“好在红军吃惯了苦，照例兴高采烈地疾进着”，行程150余里；18日，接到军委通知后，部队在风雨交加的恶劣天气里急行军，直到第二天早晨，行程140里；21日、22日，连续的雨中行军；23日上午占领湘粤交界处的双和圩，下午4时因敌情危急临时变更行程，部队“顶风冒雨，日夜兼程”，行程160多里。④
红1军团肖锋的日记也有相关记录。1934年10月25日，部队冒雨行军90 里进入广东南雄县；29 日，部队在赣粤边境冒雨行军，“山路又陡，战士们身上摔得象泥鳅似的”，行程110里；11月1日，雨中行军90里；4日，因广东陈济棠部的追击，部队于午后4时出发，冒雨行军70里；5日，继续冒雨行军，敌人走大路，速度很快，红军在路滑的山间小道行军，“战士们经常摔跤，满身泥巴”，脚上打了大泡，“肿得老高，疼痛难受”，行程100里；6日，冒雨攀爬粤北天险大王山，山上“森林茂密，满山荆棘，行军很困难”，行程120里；8日，掩护部队通过粤汉铁路向湘西行动，行程90余里；9日，连绵小雨下个不停，“敌人的飞机像蚊子一样，每天都有八、九十架次”，部队仍行军90里；10日，冒雨行军110里，占领粤汉铁路线重镇白石渡，突破国民党的封锁线。③由此可知，虽然天气恶劣会对行军作战有所影响，但红军将士凭借强大的行军力和坚定的信念，行军速度并没有降低，每日行程仍可超过100里。
红军的急行军也不鲜见，更加突显其强大的行军力。1934年11月19日，上述红9军团赵所在部队为迅速前往道县开始强行军，下午6点多出发，走了约20个小时，行程170里；26日，部队在敌人前截后追、两边夹攻的情况下急行前进，从中午12点一直走到深夜12点，急行军160多里，平均每小时行军13里；渡湘江时，部队沿着“湘桂公路向湘江跑步猛进”，创下了每小时15里的行军速度。1935年天芦战役打响后，红34团急行军150里，将敌击溃，由此获得“追击是求得运动战的好方法”“追击是消灭敌人的最好时机”的重要经验。红11团抢渡北盘江，以“特别的态度特别的行军—急行军来对付”，经过一个昼夜180里的速度赶到了北盘江③。红1军团红2师夺取道县时，部队“只一天工夫飞越二百多里”，赶到敌人“鼻子底下”。最有名的是红4团飞夺泸定桥时的极限强行军，部队上演了一场“时间争夺战”，一天一夜跑了240里，创下红军夜晚强行军的最高速度①。
红军强大的行军力，甚至被外国记者描绘成“神行军”。美国新闻记者尼姆·威尔斯就将红9军团罗炳辉部称为“神行太保”，认为这是一支“特别的流动部队，专门袭击敌军，分散敌军，使不能集中攻击主力红军”，“可与三国的故事媲美”②。李德也认为，红军的日常行军“不是在走，而是穿着轻便的布鞋和草鞋慢步小跑”，这是红军的“专门本领”③。这种本领，既是红军行军力的独特体现，也是在与国民党的长期较量中形成的比较优势。
国民党也曾要求部队模仿红军训练其行军力。蒋介石称，针对红军的惯于飘忽无常、善于爬山，国民党部队行军作战“也必须神妙莫测，爬山越岭，抓岩攀藤，视为常事，尤其要注重秘密迅速，也要同他们一样的钻隙乘虚”，故部队训练“第一要注重练习爬山跑步及夜行军”④。国民党还专门制定《剿匪行军须知》，要求“平日要练成行军力量，养成行军军纪”，如有“不耐行军的士兵，就要在平时淘汰之”③。虽然国民党通过多种方式提高部队的行军力，但山地夜路行军并非其优势，这和他们缺乏群众向导密切相关。他们声称“匪区人民受匪麻醉，甘为匪利用，凡我军雇用向导，派遣侦探，均极困难”。蒋鼎文曾反思说，红军“爬山本领好、地形熟、能吃苦、长于急行军，所以易于集结，也易于疏散”，因而“他们仰仗地形熟、情报灵活、训练士兵能急行军、能耐疲劳，在最短期内迅速集结优于国军某一部分几倍以上的兵力，很快的解决国军的小部队然后脱离战场，四散奔逃，使国军找不到还手的主力”？。
国民党军无法养成红军那样的强大行军力，还缘于其缺乏红军所独有的精神信念和意志品格。斯诺认为，假如国民党军处于和红军一样的恶劣环境，遭遇对手的围追堵截，是不可能“保全一支军队”的，也不可能像红军一样“卷土重来”，因为他们很难赋予部队“军事纪律、政治信念和制胜意志”，而“红军的优越性就在这里”。红军“是在战斗中相信自已是为一定目的而作战的惟一方”，认识红军必须“对他们的内在精神、士气斗志、训练方法有所了解”③斯诺的对比之论可谓切中要害。红军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奔袭行军，在黑暗长夜中夜行夜战，没有强大的精神意志和高度的政治觉悟实难支撑。即使在目标不定、前途不明的情况下，红军“天天走就是了，而且每天都走好几十里路”，将士们坚信“‘跟着中央路线前进’！党一定会带着我们走到胜利的”？。这种强大的精神信念，是铸就红军强大行军力的坚实基础。
四、余论
在近代中国，“以武力决定国家权力”是基本逻辑，政治一旦陷人僵局，“便只能通过战争来打开局面”。就国共两党而言，战争不可避免，彼强我弱却是实情。中共将快速持久的行军力内嵌于游击战术，由此实现优劣转换。这不仅是应对之策，更是革命战略。正如毛泽东所说，以主动、灵活、速决为主要特点的游击战，是我们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途径，“必须放在战略观点上加以考察”①。这一认识在之后的革命战争中得到了进一步体现。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和新四军认为红军的强大行军力，是“由朱毛直接领导下的军队所创造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必须以此为标准②。行军作战要像红军过大渡河时“一昼夜走二百四十里，还打仗”，以及三年游击战争中“一天走一百八十里，还打七次仗”。如果对日作战行军力变强，“那我们的胜利比现在要大一倍到几倍”。③1947年下半年，晋察冀军区遭遇困境，朱德即发出“恢复红军优良传统”的号召，强调“练出欲打敌人跑不了，欲退敌人追不上的本领”，即“迅速、秘密、坚决”，如果“过去的作风不见了，生了锈，把锈擦一擦，红军的威风就出来了”④。此后的清风店战役就是一场行军力的较量，战争胜负的关键“在于我们的两条腿能不能以比敌人快近两倍的速度抢先赶到”。最终，晋察冀军区主力部队“发扬红军飞夺泸定桥的光荣传统，创造出大兵团长途奔袭的奇迹”。朝鲜战争时，一位参战的英国军官发现，中国人民志愿军“武器简陋，行军全靠徒步和骑马”①。确实，志愿军急速行军是常态，有的部队“连续夜行军，路程逐渐增加，从70多里到80多里，从天黑走到天亮”①。这是从“井冈山以来的几十年的革命战争中，练就了一种罕见的行军力”，他们可以“飞速地坚韧地移动”，“真如同一条长蛇向前飞行”⑧。
红军强大的行军力，不仅是中共对付国民党的“专门本领”，也是支撑中共革命的独特资源。中共把“脚”的重要性与革命的成功紧密相联，强调“脚走到哪，哪就有胜利，走到哪，哪就解放\"。凭借强大的行军力，中共将自身的劣势转化为优势，形成“胜利在脚”和“走路出胜利”的朴素认识，在长期的革命中进行了生动诠释，也在世界革命舞台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