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死了不要骨灰，不要墓地，也不要通知亲朋好友，就悄悄地拉火葬场，烧成灰让火葬场
“我死了不要骨灰，不要墓地，也不要通知亲朋好友，就悄悄地拉火葬场，烧成灰让火葬场随便处理了，如果火葬场不接就扔垃圾桶”。说这话的人是李玲，那么她是谁呢？她不是那种说话没人听的退休老太太，而是北大有头有脸的卫生经济学教授，国务院医改咨询委员，拿过美国教职、在“非典”时逆流而归的狠人。李玲说这话，绝不是一时冲动随口说说，更不是看破红尘的偏激言论，而是她一辈子研究民生、算经济账的结果，更是她看透了当下殡葬行业乱象后的理性选择。作为研究卫生经济学的顶尖学者，她一辈子都在关注资源利用和百姓负担，死后不想占用国家资源、不想给别人添麻烦，才说出这样看似“狠心”实则通透的话。首先，李玲最看不惯的就是殡葬行业的资源浪费，尤其是土地资源的浪费。现在城市里寸土寸金，可很多地方还在不断占用土地建墓地，而且墓地价格高得离谱，比活人住的房子还贵。就说上海，目前可用的墓地资源只剩2000亩左右，每年办葬礼要消耗100到120亩地，上海每年死亡人口有12万，其中70%的人都会选择骨灰墓葬，哪怕每个墓穴控制在1平方米左右，长期下来，土地也根本不够用。不只是上海，全国大部分省市的现有墓穴，按照目前的消耗速度，10年内就会用完。李玲太清楚土地资源的珍贵，她觉得人死后已经不能为社会做贡献，没必要再占用宝贵的土地，与其建一块墓地常年闲置，不如把土地留给活人使用，这才是对资源最合理的利用。其次，当下殡葬行业的铺张浪费，加重了普通家庭的负担，这也是李玲极力反对的。作为国务院医改咨询委员，她一辈子都在为减轻百姓负担奔走，看到很多家庭因为一场葬礼陷入经济困境，心里很不是滋味。现在一场普通的葬礼，不光要花大价钱买墓地，还要搭灵堂、摆流水席、请乐队，算下来要花几万甚至十几万块钱，对很多工薪家庭来说，这相当于大半年甚至一年的收入，有的家庭甚至要借钱办葬礼，只为了“面子”。李玲不是付不起办葬礼、买墓地的钱，作为北大教授，她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可她看不惯这种攀比浪费的风气，觉得人死了，与其花大价钱办一场给别人看的葬礼，不如安安静静地离开，不给家人添负担。李玲的这种想法，也和她的个人经历有关。她曾在美国匹兹堡大学读博士，还在马里兰大学担任过教授，在美国待了很多年，见过那边不一样的殡葬方式。在美国，很多人去世后都会选择绿色葬礼，用可降解的材料，不建墓地、不留骨灰，甚至很多顶尖学者都会匿名捐献遗体，连名字都不留，只求尘归尘、土归土，不占用社会资源。这种简约、环保的殡葬方式，深深影响了李玲。反观国内，很多人活着的时候连看病吃药的钱都凑不齐，死后却要借钱办一场风光大葬，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在李玲看来很不可取。而且她在“非典”时期，冒着生命危险从美国逆行回国，参与防控工作，见过太多生离死别，也更看透了生死，觉得人活着的时候好好生活、多做贡献，比死后搞排场更有意义。可能有人觉得李玲的想法太“狠心”，不通知亲朋好友，连最后告别都没有，太不近人情。但其实这正是她通透的地方，她不想让远亲为了赶场子疲于奔命，不想让朋友为了随份子精打细算，更不想让家人因为她的葬礼劳心劳力。她觉得真正的缅怀，放在心里就好，没必要用一场铺张的葬礼来证明。说到底，李玲说出这番话，不是狠心，而是通透；不是偏激，而是理性。她一辈子研究民生、关注百姓负担，死后也不想给社会、给家人添一点麻烦，不想占用一寸土地、浪费一分钱。她的选择，既符合环保理念，也贴合民生需求，更给大家树立了一个理性看待生死的榜样。随着社会的发展，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理解李玲的想法，接受简约、环保的殡葬方式，毕竟，人活着的时候好好爱、好好生活，比死后搞再多排场，都更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