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2岁的莫言透过窗户纸的破洞，看到一名男教师正往女教师郑红英的裤腰里塞花生，郑红英“咯咯”地笑个不停。但莫言怎么都没想到，一个窥探，竟断送掉自己升中学的机会。而且，这一辍学就是17年！
60年代中后期，社会风气变了，学校里不光教书，还得搞各种活动，学生们忙着干这干那，书本知识反倒放一边。莫言12岁那年，正上小学五年级，成绩好，眼瞅着能升中学，家里也攒了点希望。可谁也没想到，一件小事彻底把他的人生轨迹给改了。 那是在1967年秋天，村里学校跟全国一样，热火朝天地搞活动。学生们被要求凑钱买红袖标，算是响应号召。莫言攒了八毛钱，买了个红底黄字的袖标，套在胳膊上满村跑，觉得特神气。可没过两天，他发现姐姐的袖标是红绸子做的，上面黄丝线绣的字，漂亮得不得了，关键才花了五毛钱。莫言心里犯嘀咕，这多出的三毛钱哪儿去了？更让他起疑的是，每天放学后，学校办公室总飘出炒花生的香味。那年头，粮食紧缺，普通人家吃饱饭都难，花生可是稀罕货。莫言越想越觉得不对劲，怀疑管钱的几个老师把学生们的钱拿去买花生吃了。这事儿在他心里埋了个疙瘩，总觉得老师们不地道。 有一天晚上，学校安排莫言去干点杂活，天已经黑了。他路过老师办公室，闻到那股熟悉的花生味儿，忍不住凑过去瞧瞧。办公室窗户上糊着纸，有个小洞透着光。莫言踮起脚，凑近一看，里头一个男老师正一边吃花生，一边往年轻代课老师郑红英的裤腰里塞花生。郑红英笑得前仰后合，声音特别响。莫言年纪小，看不懂这算啥，但直觉告诉他，这事儿不正经。老师们白天一本正经，晚上却这么闹腾，还吃着学生们可能被克扣的钱买来的花生，莫言心里挺不是滋味。 第二天，他没忍住，把这事儿跟同学张立新说了。张立新是个胆大爱画画的家伙，听完就来了劲儿，跑到村里大队的一面白墙上，刷刷几笔画了幅漫画。画上男老师一脸坏笑，手里抓着花生往郑红英衣服里塞，郑红英笑得花枝乱颤。画得夸张又生动，村里人围着看，议论纷纷，有的笑出声，有的摇头叹气。这幅画让郑红英成了村里的笑柄，她的名声算是栽了。莫言虽然没动手画，可他是“情报源”，郑红英很快猜到是他捅了娄子。这梁子就这么结下了。 一年后，1968年，村里办了农业联合中学，算是给小学毕业生一个继续读书的机会。莫言那年正好小学毕业，成绩没得说，家里也盼着他能上中学。张立新家是烈属，背景硬，没人敢拦他，顺利入学。可莫言家是中农，身份不上不下，升学得看老师和村干部的脸色。郑红英这时候在学校有点话语权，她抓着机会，直接说政策规定中农的孩子只能读到小学，没资格上中学。莫言姐姐去求情，也被她一口回绝。就这样，莫言的升学路被堵死了，13岁的他只能放下书包，去公社当小社员，干起了放牛的活儿。每次赶着牛从中学门口过，他都不敢抬头，怕听见教室里传出的读书声。 辍学对莫言打击不小，家里人也跟着受累。农村那会儿，读书是少数能跳出农门的路，莫言这一停学，家里人觉得前途暗了。他知道自己闯了祸，招惹了郑红英，害得自己没学上，还让家里抬不起头。可他没放弃读书的心，晚上常点着油灯，偷偷看哥哥的初中课本，抄写课文，学数学，啥都啃。村里人看他放牛还带本书，都说他是个怪小孩。1973年，莫言去了县里的棉花厂当工人，填履历表时，他硬着头皮写上“初中一年级”，想给自己加点分。可厂里有人认识他，戳穿了这事儿，莫言臊得脸通红。 1976年，莫言参了军，征兵表上又写“初中二年级”，觉得自己这些年自学了不少，勉强算得上这水平。部队生活让他接触到更多书，尤其是文学作品，他开始试着写点东西。1981年，他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春夜雨霏霏》，总算在文学路上迈出一步。部队里没人深究他的学历，他也默认自己是“高中生”，但每次填表，他都捏把汗，怕露馅。这么多年，他一直为学历的事儿犯怵，觉得自己像在夹缝里讨生活。 到了1984年，莫言听说解放军艺术学院招文学系学生，报名已经截止了。他不甘心，带着自己写的小说，直接跑到北京找学校。教文学的徐怀中看了他的作品，觉得这年轻人有真才实学，当场拍板让他考试。莫言考了个高分，9月1日，他背着行李，正式走进军艺，成为货真价实的大学生。这一下，17年的学历阴影总算散了。从放牛娃到大学生，莫言靠着自学和倔劲，硬是闯出了一条路。 这17年，莫言吃了不少苦，但也攒下了宝贵的经历。他放牛时听村里老人的故事，棉花厂里看工友们的喜怒哀乐，部队里读名著、练笔头，这些都成了他后来写小说的养分。他的小说，比如《红高粱》《丰乳肥臀》，满是高密东北乡的烟火气，写尽了农民的苦乐和人性的复杂。2012年，他拿下诺贝尔文学奖，成了中国第一个获这奖的作家。村里人听说后，都觉得不可思议，当年的放牛娃竟然走到了这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