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月19日，上海国际饭店，入住了一位名叫“干净”的女士。由于名字过于奇特，接待的服务生对她格外关注，没想到却出事了。 在房间里，她一个人反锁房门，将半碗生鸦片，加上烈酒，又掺和大量安眠药，一气喝光。
事后人们未发现半点残留的药物，由于她身体向来很好，拖延了几天，直至23日凌晨3时她的心脏才完全停止跳动，时年25岁。
这位女士叫英茵。
英茵，1916年3月28日出生于北京，原名英洁卿，小名英凤贞，她的身份非常显赫，父亲是英敛之是满洲正红旗人。
出生在这个家庭的英茵从小就集万千荣华于一身，堪称“人中龙凤”。
可是英茵出生后不久，父亲就去世了。
英茵从小就喜欢文艺，再加上她长相俊美，性格活泼，15岁那年她参加了黎锦晖的明月歌舞团。
1934年，上海影戏公司拍摄《健美运动》，英茵在该片中扮演一名参加健美训练的少女，大获好评。
英茵刚刚进入社会之际，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控制了华北。英茵对日军侵略罪行义愤填膺，毅然参加北平业余抗日剧团活动。
1936年，她加入了实力雄厚的明星影片公司，拍摄了《压岁钱》、《生死同心》、《十字街头》、《桃花梦》等影片，成为当时上海的一线明星。
然而不久，抗日战争就爆发了。
抗战爆发后，上海演艺界组织了13个抗日演剧宣传队，奔赴各地宣传抗日，有着一腔爱国之心的英茵自然也参加了。
英茵参加的宣传队从上海出发，沿途宣传抗日，历时数月到达重庆。
在重庆，英茵凭借多部抗日救亡话剧的表演感动了观众，她以自己的方式带给人们希望与力量，在前方袭来的黑暗中尽最大的努力释放光亮。
然而，在这里英茵也遇见了改变她生活轨迹的男人——平祖仁。
平祖仁高大英俊，他谈吐得体，言语间透露着满腹才气，可是他已经结婚生子，英茵知道之后，只能把对他的爱慕之情藏在心里。
后来当得知平祖仁是地下情报工作者时，英茵毅然加入他们的组织，帮助平祖仁一起传递情报。两人经常出双入对，所以有许多人都以为他们二人是情侣。
之后为了方便工作，他们二人商议之后便打算以情侣的身份面对世人，私下则是同志和挚友。
英茵从日本人那里套出情报后，便身穿华服与平祖仁约会。他们经常结双成对地出入高级场所，引来媒体的关注。
各个报纸都在报道大明星英茵插足他人家庭。这么一来，英茵和平祖仁进行工作更不易引起敌人怀疑。不过，为了能顺利开展工作，英茵也被迫接受当第三者的恶名。
不久之后，平祖仁被调往上海担任对日情报站站长，英茵甘愿为他作掩护，不顾舆论压力和个人安危，冒险转道香港重回上海。
当时外人并不知道英茵突然回到上海的原因，于是就有报纸报道，英茵是享受惯了大上海纸醉金迷的生活，而受不了大后方的清贫，才回到上海。
当时，导演潘子农怀疑她受到国民党情报机构的特殊委派，后来他在回忆录中提到，对已经到了大后方又突然回到上海的英茵，难以理解。
英茵觉察到他的困惑后，斩钉截铁地说：“老大哥，我向你保证，决不做不是人做的事情。此去，就是要像你所说的那样，再闪一次光”。
期间，英茵和平祖仁一起策划，共铲除了7名日本军人。先由英茵以歌女的身份诱惑日本人到某地点约会，然后平祖仁伺机杀害。
1939年底，她协助中统女特工郑苹如设计将大汉奸丁默邨引诱至西伯利亚皮草店，准备将其处决。但丁默邨发现不对后立即逃走，刺杀失败，郑苹如也因此被捕，不久被秘密处决。
由于英茵和平祖仁的行动过于频繁，最终引起了日本人注意。
1940年4月，平祖仁生日的那天，英茵约好在家与他一起用餐，但左等右等也不见人来。
于是拨通了平祖仁家的电话，才得知平祖仁一家被敌人抓走了。
英茵立即跑到平祖仁家，将其三个孩子妥善安排，并开始四处走动想要营救平祖仁。
为了救平祖仁，英茵甚至为此委身于李士群的铁哥们袁殊。这个袁殊曾经追求过英茵，他一看机会来了，便向英茵夸下海口能一手救活平祖仁。
当时平祖仁被关在76号，起他们答应只要英茵凑够2万块，就能救出平祖仁，可是英茵到了之后，敌人又把价钱加到四万，最后几天，又由八万起递加到一百万，英茵觉得他们就是无赖。
1942年1月8日，平祖仁被杀害。
英茵得知后，强忍着伤痛，领回平祖仁的遗体，并把他安葬在万国公墓。
在平祖仁被枪杀的11天后，英茵在上海国际饭店10楼708房间吞服大量药物自杀。
也就是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英茵在服毒之前，留了一封信：
“我身体多病，己成为废人，留于世上，亦无用场，故需要总休息……”。
英茵出殡那天，有很多人为她捐款，在虹桥公墓买了一块坟地，足见当时的中国人尽管是在敌伪势力之下，有爱国心的还是很多的。
在抗战胜利之后，郑振铎在《蛰居日记》一书中，写了一篇《记平祖仁与英茵》，但关于他们的英烈事迹迄今仍鲜为人知。
英茵的事迹，无疑是值得我们铭记的，在那个特殊年代，她的精神，更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