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勒死我！”1944年，一地下党入狱后被汉奸认出，只好求狱友将他勒死。没想到，将死之时，他却踢倒了尿罐，把特务给惊动了。 1944年深秋，冀东唐山以北的山野间，寒风裹挟着血腥味。夜色如墨，远处村庄的狗吠被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压过。任远躺在担架上，意识模糊，耳边只剩风声和两个农民低沉的喘息。他双臂中弹，胸口渗出的血在粗布衣衫上凝成暗红。担架摇晃间，他猛然惊醒，目光扫向周围——日军士兵的钢盔在月光下闪着冷光。 他咬紧牙关，强迫自己冷静：身上那份情报，绝不能落入敌手。 任远，化名刘杰，中共冀东地下情报站的负责人。一个出身普通农家的青年，20年代生于河北滦县，成年后投身八路军，以过人的机敏成为情报战线的中坚力量。此刻，他身陷绝境，却无暇回顾过往。 他低声对身旁的农民说：“老乡，帮我把衣服解开。”那农民愣了愣，目光中闪过一丝警觉，但见任远眼中的坚定，默默照做。情报藏在上衣内侧，任远艰难地让农民将纸条塞进他嘴里。他咬紧牙关，一点点嚼碎，咽下，连喉咙的刺痛都顾不上。 情报销毁了，可更大的危机还在后面。 日军将他押至唐山县城，临时关押在一处马棚改成的牢房。棚内潮湿阴冷，地面铺着烂稻草，角落的陶制尿罐散发着刺鼻气味。任远被扔在角落，身边是几十个同样被俘的同志，个个面容憔悴。 他强撑着坐起，目光扫过人群，试图寻找熟悉的面孔。突然，一个身影让他心头一紧——张铁安，那个曾经的地下联络员，如今的汉奸，正站在远处与日军军官低语。张铁安的目光扫来，带着一丝狰狞的笑意。任远心如坠冰窟：身份暴露，已无退路。 夜深，马棚内只剩伤者的呻吟和老鼠的窸窣声。任远闭目养神，脑海中却翻涌着无数念头。情报虽已销毁，但张铁安的指认会让日军对他严加审讯。酷刑之下，他未必能守住所有秘密。更何况，组织里还有未暴露的同志，任何一丝疏漏都可能酿成大祸。 他睁开眼，目光落在身旁一个瘦削的青年身上。那是李永，丰润县的地下交通员，二人曾在一次任务中短暂接触。李永察觉到任远的注视，挪过来，低声问：“刘大哥，你还好吗？” 任远没有多言，压低声音说：“李永，我有件事拜托你。”他顿了顿，目光坚定，“我不能活着让敌人得逞。你帮我，勒死我。” 李永瞪大眼睛，嘴唇颤抖，想劝却被任远打断：“这是命令。组织比我重要。”李永沉默许久，终于点了点头。他脱下破旧的棉袄，将袖子拧成绳，缓缓靠近任远的脖颈。棚外的风声掩盖了细微的响动，李永的手在颤抖，泪水滑过脸颊。 任远闭上眼，呼吸逐渐微弱。 就在此时，任远的右腿无意识一抽，踢翻了脚边的尿罐。陶罐摔在地上，发出刺耳的碎裂声，在寂静的马棚中格外清晰。棚外巡逻的日军士兵猛地转身，皮靴踩地的声音逼近。李永迅速松手，翻身躺下装睡。任远喘着粗气，强压住咳嗽，额头冷汗直流。 日军举着火把在门口扫视一圈，见无异样，骂骂咧咧地离开。两人对视一眼，心有余悸。李永低声道：“刘大哥，我下不了手了。”任远苦笑，点点头，眼神却更坚定：既然死不了，那就斗到底。 天亮后，张铁安果然带着日军军官直奔任远。他指着任远，得意地说：“这家伙是大鱼，八路军的情报头子！”任远被拖到审讯室，迎接他的是皮鞭、冷水和电击。 日军军官狞笑着问：“说，你的上线是谁？情报站还有多少人？”任远咬紧牙关，只吐出几个无关紧要的名字。鞭子落在身上，血痕一道道绽开，他却始终低着头，掩饰眼中的恨意。 几天过去，任远的身体已到极限，但他心里的算盘却越打越精。 硬抗无用，敌人不会让他轻易死去。他决定“投降”，却要让这投降成为一柄刺向敌人的刀。他先供出几个早已废弃的情报点，语气犹豫，装作不堪折磨。日军信以为真，派兵搜捕却屡屡扑空，气急败坏。军官再次逼问，任远装作崩溃，吐出一个名字——张爱仁，伪山海关警备团长。 张爱仁此人，表面与八路军接触，实则反复无常，1943年曾设下圈套险些害死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任远早对他恨之入骨，此刻供出他，既除掉一个祸害，又能暂时取信日军。日军一查，果然发现张爱仁与八路军有联系，当即将其逮捕。 任远的故事并未就此结束。1945年初，党组织通过地下关系，冒死将他从日军监狱中救出。他重返冀东根据地，继续为抗战胜利贡献力量。建国后，他担任铁道保卫处处长，默默守护新中国的安全，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任远的经历，是无数抗日英雄的缩影。 在那段黑暗岁月里，情报员们用智慧与牺牲，点燃了抗战的火种。据《中共党史资料》统计，冀东地区1944年的抗战中，逾千名地下工作者牺牲，他们的名字多已湮没，但精神永存。这些无名英雄，用生命证明了信念的力量，也为后人留下了一段不可磨灭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