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外交部的办公室里，几位领导正规劝一位21岁的青年，希望他能来外交部工作。 这已是第二次邀请了，可是，青年还是没有答应。 南京大学地理系毕业生厉声教，刚满21岁，三次拒绝外交部的邀请。 拒绝背后没有口号，没有姿态，只有明确选择。 第一次邀请，发生在毕业前的9月，外交部干部科派人找到他。 来人态度不卑不亢，说部里需要人，厉声教听完没答应。院里反复劝，劝他放弃理学转向外交。 他说：“我学地理是想研究国土开发，不是去谈判。”干部科记下这句话，没有劝第二句。 第二次邀请，出现在国庆节之后，这次来人换了。 条约委员会一位副主任和干部科领导一道登门。 南大招待所小院里，三人落座。对方坦白说，外交系统缺少精通自然地理，和语言能力兼备的人才。 他低头听完，嘴角抽动一下，说：“可我没这个兴趣。” 三人气氛一度冷场。副主任咳了两声，说：“国家培养你八年，不考虑国家需要？”厉声教看着他，没有回答。 回房后写了封信，递到系里，明明白白写：“暂不考虑入部。” 第三次，外交部动用了刘泽荣。 不属于外派那种能走动的官员，70多岁，翻译条约近40年，早已不露面。 可这一次亲自来了，见面没有寒暄，只有一句：“我看过你写的那篇《中缅边界地貌分布》，你说‘边界并非抽象线，而是实际使用权’，这句话，我记了三天。” 厉声教站着，没说话，刘泽荣往前推了推：“你不进来，我这几十年白干。” 他像听到一声重锤落地。第二天一早，把答复带到系里。 纸上只写五个字：“愿随刘老行。” 这一决定，引起外交学院内部震动，一名非党员、非团员，以理科背景进外交部，在当时绝无先例。 档案上批注：“特例录用，政治考察从简。” 有人说破格用人，有人说是学术赌注，但条约委员会没人反对。 进外交部三个月，刘泽荣交给他一份文书，是联合国海洋法会议通稿。 译稿已被退回两次，原因是“海域边界定义不明”。 厉声教看了三天，写下两万字对照分析。 第四天把一张表交给刘泽荣，上面写明：12海里领海划界与专属经济区，200海里资源开发权利的区别，并加注：“如混用，将在国际诉讼中失先。” 刘泽荣点头。批示上写：“交厉校对，不需返审。” 那一年，中国未被邀请正式参会，只能做外围观察员。 但这份翻译，后被用作外交备忘参考文书。 1973年，一场因某西方国家，误将我方‘专属经济区’译为‘领海’引发的外交交涉，最终通过这份文书理顺。 周总理得知后，批示六字：“此子可重用。” 而在这之前，厉声教还在整理，父亲留下的旧外交文件，厉麟似的文稿、诗稿、谈判记录，铺了一地。 有人来问：“你这是在做研究？”他头也不抬：“是对自己的提醒。” 他没有走典型路线，连培训期都被跳过，直接调入条约委员会研究组。 第一次参与正式工作，是中缅边界初步勘界会议。 会上，他一句话未说，会议结束却递上两页资料，用英文标注出自然分界线，与村落生活区重叠处。 缅方代表看后，将原提议作出修改。 没有任何表扬，回程火车上，刘泽荣只说了一句：“多想两步。”他点头。 那晚在车厢里写下会议纪要，未交由翻译，自己誊抄三遍。 再后来，去多伦多任副总领事，调巴巴多斯做代理大使，协助边界谈判，参与海洋法草案起草。 每一步都不显山露水，但都留下痕迹。 几十年后，有人整理中国外交文件时发现，数十起边界与海洋争议谈判中，起草稿中署名最多的正是他。 他不说豪言，做事精准，别人写报告三页，他写一页附图。 别人谈论策略，他计算潮汐表与地形线。 有人问他为何不留校当教授。他回：“纸上得来终觉浅。” 有人问他为何不入党。他回：“先把事做好。” 直到晚年，有人提起当年三拒外交部之事，他只说：“多走两步，多看两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