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外交部的办公室里，几位领导正规劝一位21岁的青年，希望他能来外交部工

1956年，外交部的办公室里，几位领导正规劝一位21岁的青年，希望他能来外交部工作。   “厉同志，”一位资深外交干部开口，语气不失诚恳。   “我们已经研究过多次，你是外交部极其需要的后备力量。你的语言能力、你的逻辑训练，你的家学渊源——都是这个岗位的理想人选。”   厉声教轻轻颔首，却没有立即回应，他的语气不急不缓，却字字清晰。   “我非常感谢部里的信任。但我想再重申一次，我能否入部，还要看我是否能亲自请教刘泽荣先生。”   这不是他第一次这么说了，早在几个月前，外交部已经两次向他发出邀请。   他的导师曾直言：“这是难得的机会。”但厉声教始终坚持自己的判断，不亲耳听刘泽荣谈国际法、不亲眼见他处理领土争端，自己就无法下决定。   他不是在故作姿态，而是极度清楚自己所面临的选择：是走进一个与国家命运休戚相关的岗位，还是留在教学与理论研究中沉潜钻研。   那年，中国正经历一个转折时刻。   新中国建立七年，百废待兴，但边界问题、领海主权、国际法话语权，却依旧是一片模糊地带。   外交，不仅需要语言的精准和判断的果断，更需要法律素养与历史视野。   或许是看到他的坚持和诚意，外交部领导终于点头：“刘泽荣同志今天刚从一次磋商中回部，愿意见你。”   厉声教心头微动，缓缓站起，整了整衣襟，几分钟后，他被引入楼上一个光线略暗的办公室。   那是一个并不宽敞的房间，四壁堆满了地图、文件和法典。   一个中等身材的中年人坐在书桌后，翻阅着一叠刚从联合国带回的资料。   他戴着眼镜，五官清瘦，眼神却格外锐利。   “厉声教同志？”他抬头，语气简洁，“坐吧。”   厉声教静静坐下，有些拘谨，却目光不移。   刘泽荣并未寒暄，而是径直打开桌上一幅中南半岛的地图，将手指按在滇缅边境的一段线上。   “你怎么看这条线？”他问。   厉声教沉思片刻，说出他在专业课中学到的几种国际法处理边界的惯例，又补充了英属缅甸政府与清政府签订的历次条约条款。   刘泽荣没说话，只点了点头，接着，又拿出一份英文资料，是某西方智库对南海岛屿主权归属的“学术报告”，试图否定中国对南沙群岛的历史权利。   “他们说，我们在南海的‘九段线’没有国际法依据。”刘泽荣淡淡道，“你怎么看？”   厉声教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英文注释，心中一震。   他意识到，那不是单纯的学术讨论，而是对中国主权的直接挑战。   他平静地说：“国际法不是孤立存在的。历史、习惯、实际控制与行政行为，都是构成主权依据的一部分。   我们不能只接受西方定义的‘依据’，而要用我们的方式构建自己的法理体系。”   刘泽荣的嘴角露出一丝笑意，眼神却格外严肃：“这就是我希望看到的回答。我们现在不是缺知识的人，而是缺敢于用中国语言、中国逻辑捍卫国家利益的人。”   这句话，犹如一把重锤敲在厉声教的心上。   他一直知道，外交不仅是词句之间的博弈，更是国家意志与法律逻辑的正面对抗。   他的选择，已经不只是个人职业规划，而是能否在风雨交加的时代，做一个能撑住风帆的人。   刘泽荣起身，走到窗前，指着窗外那条蜿蜒的护城河说：“我们的领土，就像这条河。看着平静，但里面的水流着急。你愿不愿意，跳进去？”   厉声教站起，毫不迟疑地说：“我愿意。”   多年以后，厉声教已经成为中国国际法领域的中坚人物。   他参与了与缅甸的边界谈判、参与中越陆地边界协议的缔结、参与中国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谈判，几乎所有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边海谈判中，都有他的身影。   他用深厚的法学功底与冷静清晰的逻辑，为中国赢得了一个又一个法理胜利。   信息来源：百度百科——厉声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