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孔令伟去世，其姐孔令仪为她脱去男装，换上旗袍，画上淡妆，随后低头啜泣道：＂来生做个完整的女人！＂
孔令伟的生平，充满了叛逆与非传统的色彩，她是民国财政部长，孔祥熙与宋霭龄的次女，自幼备受孔宋家族宠爱，她的性格却不合家族的期待，刚烈不羁。
12岁那年，她因病被宋美龄建议换穿男装后，便渐渐放弃女装，剪短发，穿西装，甚至以“孔令伟”之名自居，成为民国上海滩的“混世魔女”。
她的男装选择，是对家庭传统的反抗，更是她自我认同的寻求。
孔令伟的性别认同之路，充满了复杂的情感与未解的遗憾。
她年轻时曾倾心于，国民党将领胡宗南，因胡宗南嫌弃她性格过于强势，令她心生痛楚。
一次相亲中，孔令伟刻意穿着高跟鞋赴约，在山路跋涉中体力不支，最终被胡宗南冷落。
那一刻，她放弃了婚恋念头，也坚定了穿男装的决心。
她开始将自己塑造为一个，与传统女性角色格格不入的人物，并在政商界中崭露头角。
孔令伟政治与商业生涯中，凭借父亲孔祥熙的资源，参与了烟土贸易，主持了圆山饭店等重要事务，她的干练作风被蒋介石夫妇倚重。
男装形象成为她跻身男性主导的政商界的“通行证”，她的成功，与她独特的男装形象密不可分，用行动证明自己，在男人主宰的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还强化了她作为“孔二小姐”的强硬形象。
孔令伟在事业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性别的标签始终困扰着她。
在葬礼上，姐姐孔令仪决定为她脱去男装，换上旗袍，这一行为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孔令仪作为长姐，一直试图纠正妹妹“不守妇道”的生活态度。
认为孔令伟一生未嫁未育，未曾履行传统女性的责任，因此在她去世后，强行为其换上旗袍，并施以淡妆，试图重塑其“完整女人”的形象。
在孔令仪的眼中，这样的做法，是为妹妹“纠正”她一生未完成的“女性使命”。
这一行为却被部分人解读为，对孔令伟隐秘遗憾，与自我认同的反叛。
根据一些记载，孔令伟晚年曾对友人表示，“若来世，愿为一普通女子”，暗示她内心深处对性别选择的矛盾心理。
她生前始终拒绝一切女性化装扮，直到临终前，孔令伟依旧坚持穿着男装。
这种行为成为她一生反叛精神的象征，也让姐姐的换装行为，成为对孔令伟意愿的违背。
社会舆论对孔令伟葬礼上的换装事件，也呈现两极化的评价。
保守的视角认为，孔令仪的行为，是对孔令伟“不伦人生”的一种救赎，符合传统性别规范。
在这个框架下，孔令伟因未能履行传统的女性角色，被视为“残缺”的人生，换装便是对她生活的“弥补”。
现代视角则批评，这一行为忽视了孔令伟的自主选择权，认为换装是对她一生，挑战性别界限的勇气的一种简化和压制。
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一行为是家族权力，对女性身体的最后控制，剥夺了孔令伟对自己身份的主权，也体现了性别身份，建构中权力关系的复杂性。
孔令伟的男装选择，与葬礼换装事件，折射出家族权力，与个人自由的冲突。
在孔家，孔令伟享有家族宠爱，但她的叛逆，与反传统的性别选择，始终无法获得，家族完全的认同。
孔宋家族对她的期望，依然寄托在“女性”这一角色上。
她的男装选择，既是逃避婚姻束缚的策略，也是对传统女性角色的反抗。
家族权威始终试图将她拉回“轨道”，并断强化传统性别的界限，这种矛盾折射了，民国精英阶层对个体自由的态度，即对女性的独立性，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孔令伟的一生充满争议，她的行为也具有先驱性。
在20世纪初，孔令伟便挑战了性别规范，打破了传统女性的局限。
她穿男装、以男装示人，成为当时社会中少数几位，在性别表现上突破常规的女性之一。
历史的叙事往往将孔令伟，简化为“混世魔女”或“悲剧女性”，这些标签忽视了，她的复杂性与多面性。
孔令伟既是一个精明干练的女性，又有着骄纵跋扈的一面；
既是一个反抗传统的先驱，也在时代的桎梏下受到限制。
她既是挑战性别界限的“先行者”之一，又是家庭与社会期待下的“悲剧角色”，她的葬礼换装事件，恰是这种矛盾的终极体现。
谁能定义“完整女人”？这是对孔令伟一生性别认同困境的深刻反思。
这也揭示了女性，在性别身份建构中的复杂性，也折射出社会、家庭与个体之间的张力。
在死亡面前，女性依然难以摆脱，社会对性别角色的规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