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看20年前，歼-10总师宋文骢、薛炽寿穿着破烂背心的照片，真是让人一阵心酸，那背心都洗得发黄了，背后大大小小数不清的洞，说实话，要不是知道他是谁，你说这是工地上的老师傅我都信。 八十年代的中国科技界，正经历着艰难的爬坡阶段。实验室里的铁皮电扇转得吱呀作响，草稿纸堆得比人还高，穿着褪色背心的工程师们趴在绘图板上，铅笔芯在图纸上来回划动的声音清晰可闻。 成都郊外的厂房里，金属切割机的轰鸣声昼夜不停，汗水顺着安全帽的系带往下淌，浸湿了贴在背上的粗布工作服。 那时候的航空研究所，连台像样的计算机都凑不齐。留着三七分头发的技术员们得排队使用手摇计算器，手指头按得发麻就换人接着算。 车间主任老薛总爱揣着个掉了漆的搪瓷缸，里头泡着最便宜的茉莉花茶，在工位间来回转悠。工人们都记得他背心上那个拳头大的破洞，说是被电焊火花烫穿的，可谁也没见他换过新衣裳。 图纸上密密麻麻的曲线和公式，全是靠人手绘出来的，尺子量角度量得起了毛边，橡皮擦用得只剩黄豆粒大小。 三伏天的设计室里热得像个蒸笼，天花板上吊着的三叶风扇根本吹不散暑气。 有个刚从西北工业大学毕业的愣头青，抱着成摞的演算纸冲进办公室，结果被门槛绊了个跟头，纸片撒得满地都是。 宋工蹲在地上帮着他捡，顺手抽了张草稿纸就着膝盖验算起来，汗珠子啪嗒啪嗒砸在图纸上，洇湿了刚画好的机翼剖面图。 这样的场景在研究所里司空见惯，窗台上总晾着七八条发硬的毛巾，水磨石地板上留着深一块浅一块的汗渍。 资金紧张的时候，食堂师傅会把大白菜帮子切得细细的炒着吃，肉星子半个月见不着一次。可没人抱怨这个，大家更发愁的是进口航电设备被卡脖子。 有回所里好不容易搞到几本外文技术手册，几个懂俄语的老工程师连夜翻译，熬得眼睛里全是血丝。 第二天晨会上，宋工举着抄满笔记的活页本，声音沙哑却透着兴奋："咱们自己搞的飞控系统，数据链这块有门道了！" 九十年代初的深秋，试飞场的跑道被雨水浇得发亮。裹着军大衣的观测员们死死盯着仪表屏幕，手指头冻得发僵也不敢搓手。 当银色涂装的验证机冲破云层时，塔台里突然爆发出欢呼——有个技术员激动得把钢笔摔在了地上，蓝墨水在水泥地上溅出朵花。 那天食堂破天荒加了红烧肉，掌勺的胖师傅举着大铁勺敲锅沿："管够！管够！都是咱们所里自己挣来的！" 跨入新世纪，研究所搬进了带中央空调的新大楼。年轻的技术员们用上了三维建模软件，可老薛还是习惯揣着铅笔在图纸上勾勾画画。 有次他在茶水间碰见新来的博士，小伙子正对着手机查资料，老薛眯着眼睛看了会儿屏幕，忽然咧嘴一笑："你们现在可真方便，当年我们要查个数据，得蹬自行车去省图书馆抄卡片呢。" 如今的试飞基地，地勤人员穿着崭新的连体工装给歼-10做检修。阳光照在复合材料机身上泛着幽蓝的光泽，座舱里的全息显示屏跳动着实时数据。 当年在草稿纸上画曲线的小技术员，如今已是满头白发的总工程师。他总爱站在机库门口看飞机起降，手里攥着个磨得发亮的铜制计算尺——那是所里六十年代的老物件。 地铁通勤的上班族们不会注意到，坐在旁边看报纸的中年人包里装着战斗机设计图纸。 早点摊的老板娘也想不到，常来买豆浆油条的老主顾，是参与过隐身涂料研发的专家。 这些人的工资条可能还不如互联网公司的普通职员，可他们公文包里锁着的，是能让整个西太平洋上空改变态势的机密文件。 航空工业部的档案室里，保存着八十年代的工资发放表。 泛黄的纸页上，宋文骢的名字后面跟着个用蓝墨水写的数字：七十六元三角。 隔壁柜子里锁着歼-10首飞成功时的现场照片，照片里那些欢呼雀跃的年轻人，如今多半已退休含饴弄孙。 但研究所院墙外的光荣榜上，新一批技术骨干的名字正在闪光，他们设计的第六代战机图纸，此刻就躺在保密室的保险柜里。 从手摇计算器到量子计算机，从木质航模到隐身战机，变的是车间的设备和实验室的仪器，不变的是凌晨三点设计室亮着的灯光。 当年老薛们用算盘打出来的气动参数，如今正化作新型战机的尾迹云，在祖国的蓝天写下新的航迹。这些把青春刻进飞机蒙皮里的人，或许永远成不了聚光灯下的明星，但共和国空疆的每一道航迹，都是他们用毕生心血绘制的签名。 信息来源：凤凰网视频《歼10战机23岁！分享技术员穿着破背心造歼10的珍贵画面》2021-03-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