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9岁的女知青黄丽萍隐瞒自己是开国将军黄思深女儿的身份，自愿前往北大荒务农，10年后，她放弃返城机会，选择留在乡村过平静的生活，然而，一封意外来信，彻底打破了她的宁静。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在北大荒的第一场雪落下之前，黄丽萍收到了那封来自北京的信，信封泛黄，边角已经卷起，邮递员在村口喊她的名字时，她正蹲在地头清点最后一筐土豆，她认得那字迹，笔锋凌厉，如同她记忆里的父亲，十年未见，却依旧清晰。 她没有立刻拆信，而是把它藏进了棉袄贴身的口袋里，手指在粗糙的布料下紧紧攥着那一点温度，那天夜里，窗外风声呜咽，黄丽萍在油灯下展开信纸，字里行间没有训斥，也没有催促，只有近乎迟来的柔情与歉意，父亲说，母亲病重，思念成疾，盼她归家。 那一刻，她的心仿佛被针扎了一下，多年积压的情绪从缝隙中涌出，却又被她迅速压下，她不是一个轻易流泪的人，即便在北大荒最苦的那些年，她也只是默默咬牙，从不在旁人面前示弱。 1969年，她坐上知青专列北上时，带着的并不是对乡村生活的浪漫幻想，而是一种几近决绝的抗争，她不愿做“将军的女儿”，那是一个太重的身份，沉甸甸地压在她的肩上，让她在大院里的每一步都小心翼翼，她渴望挣脱，渴望用自己的双手去定义未来，于是，她报名下乡，没有告诉父亲，也没有道别，只带走了一个小号军绿色挎包和一张旧照片。 初到北大荒的那年冬天，风像刀子一样刮在人脸上，冻土硬得镐头都砸不进去，黄丽萍和其他知青一起住在湿冷的土坯房里，床板下是跳蚤，炕头上是结霜的铁壶，她穿着打着补丁的棉衣，手脚开裂，脸颊被风吹得通红，却始终没有向人提起过自己的家庭背景，她不想被区别对待，更不想被贴上“高干子弟”的标签，她希望被视为一个普通的知青，哪怕是最不起眼的那个。 日子一天天过去，北大荒的节奏将她磨练得愈发坚韧，她学会了如何在零下三十度的清晨点燃灶膛，如何判断麦种是否发芽，如何在暴风雪中保护幼苗，她的双手不再细腻白皙，而是布满厚茧和裂口，那是她亲手种下的生活的印记。 1970年的春天，她曾偷偷把一张返城申请表叠成纸船，放进随身的木箱底，她知道，只要她愿意，把这纸船交出去，就能回到城市，回到父亲安排好的生活轨道上，但她没有，她坐在田埂边，望着夕阳下连绵起伏的麦田，心里第一次生出一种归属感，那片土地虽然贫瘠，却难得地接纳了她这个“外来者”。 她的努力渐渐被人看见，一次抢收麦种的任务中，暴雨突至，晒场被冲毁，她第一个跳进齐腰的水中，和社员们一起把捆好的麦子往高处搬，雨水混着泥浆，她摔倒、再爬起，直到最后一袋麦种被搬上拖拉机，她已经筋疲力尽，那晚，她在卫生所里醒来，右腿缠着厚厚的绷带，身边放着一缸泡着野百合的热水，是乡亲们送来的。 她成了兵团里少有的女队长，带着一群姑娘修渠、种菜、养猪，还组织大家建了兵团第一个沼气池，她不再是那个从大院里走出来的黄丽萍，她学会了在风雪中谈笑风生，也学会了如何把苦日子过出滋味。 1977年冬，广播里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知青点沸腾了，有人彻夜不眠，有人翻出旧书本，而她却在灶台前默默添柴，她没有报名，那一刻她知道，自己的选择早已定下，她不再渴望“回去”，因为她已经不属于那里。 1979年，返城政策放开，许多知青开始打点行李，准备回到熟悉的城市生活，老支书拿着最后一份名额表找到她，她却拒绝了，她说，自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扎了根，那年冬天，她嫁给了赵振华，一个同样在风雪中长大的本地青年，他送她的不是钻戒，而是一只旧银镯子，祖传的信物，她戴上它的时候，心里没有半点犹豫，她知道，这就是她想要的生活。 岁月如流，转眼就是三十年，她的儿子已在外地成家，丈夫赵振华早年去世，家中只剩她一人种地养鸡，她的脸上刻着风霜，背也有些佝偻，可她依旧每天清晨挽起袖子，走进田间。 直到那封信的到来，将她拉回那些早已封存的记忆，她终于回了北京，见到了病重的母亲，也站在父亲的葬礼前，默默鞠躬，她没有哭，只是在夜里翻出那张旧照片，看着照片中穿军装的自己，若有所思。 她没有留下，几个月后又回到了北大荒，村里人问她为何不在城里安享晚年，她只是笑了笑，重新系好围裙，走进厨房熬粥。 信息来源：中国作家网——《北京文学》2018年第10期｜朱晓军 杨丽萍：留守知青，你在他乡还好吗（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