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年仅18岁怀孕7个月的李秀英，被日本鬼子拖到地下室准备侵犯，她为了保住清白，手无寸铁和3个日本士兵搏斗，被两名日本鬼子生生刺了37刀，父亲以为她死了，正准备给她处理后事，李秀英“咳嗽”几声，吐出几口血水，睁开了眼睛 十二月的南京，天空沉重，街头冷清。尸体横陈，哭声时断时续。大屠杀进入第六天，劫难远未结束。 这一日，美国教会开设的难民收容点外，又一批日本兵闯了进来。教堂地下室，昏暗潮湿，十几名妇女正躲在角落，瑟瑟发抖。李秀英坐在最里侧，挺着七个月的肚子，双手死死捂住腹部。才刚满十八岁的她，还没来得及感受做母亲的喜悦，就被战争推进了地狱。 她已失去了丈夫。他是国民革命军一名士兵，前月刚随部队前往上海作战。她的父亲，是这座教堂的勤杂工，此刻正守在门外，祈祷着女儿平安。可战争不听祈祷。 当天上午，三个醉醺醺的日军士兵翻开了地下室的门。他们不分青红皂白，抓起几个年轻女子就往外拖。李秀英撞墙装死，才逃过一劫。身旁女人的哭喊还在耳边，空气里飘着腥味，她却连呼吸都不敢大声。 不到两小时，那三人又回来了。他们直接朝李秀英扑去。她反抗、挣扎，用尽全身力气咬住其中一人的手腕，再猛地朝旁边一撞，撞翻了放在地上的一把刺刀。她抓起刀，向那人挥去。刀不快，她没力气，更多的是求生的本能。 可终究是抵不过。一人扼住她的脖子，一人将她压倒。随后刀起刀落，第一下落在肩头，第二下落在胸口。她惊叫一声，腹中剧痛，鲜血从衣襟渗出。她用尽最后的力气护住肚子，可那一刀仍直刺入下腹。 第三刀，第四刀，第五刀……她失去了知觉。 父亲冲进来的时候，三名日军已离去。地下室一片狼藉。李秀英仰面朝天，身上血肉模糊。肚皮塌陷，脸色发青。他瘫倒在地，嚎啕大哭。 周围邻人帮忙将尸体抬出，摆在院子角落。他取来麻布，正准备给女儿收殓遗体。忽然，尸体动了动。紧接着，一声咳嗽，带着血水的气泡从嘴角滚落。父亲惊呆，李秀英缓缓睁开了眼。 她没死。 这一刻，所有人都跪在她面前。她活下来了，在刺刀下，在死亡线上。 她被紧急送往南京鼓楼医院。那时医院已被外国医生接管，伤员成堆。美国医生威尔逊见她腹破血流，竟还能咳出血来，立刻安排抢救。手术长达数小时，她失血过多，胎儿未能保住，但她的命救了回来。 三十七刀，每一刀都差一点致命。肩膀、胸腔、肚皮、大腿、手背……她全身上下缝了七十多针。医生说，她的求生意志超过一切药物。 住院三个月，李秀英逐渐恢复。她的名字，也被写进了那一份份记录南京暴行的档案中。她的经历，被翻译成英文，转交给国际红十字会，被《纽约时报》等报纸转载，引发世界震动。 她不是唯一的受害者，却是极少数幸存者中敢于发声的那一个。她挺身作证，将日本军人的暴行陈述得清清楚楚。她不哭、不躲、不怕，她要说出来，哪怕再受一次刀。 1947年，她走进南京军事法庭。身着青布衣，背上刀疤仍未消褪。她站在证人席，直面台下的谷寿夫与审判官，讲述那场来自地狱的遭遇。证词长达三页，细节真实残酷。审判结束，谷寿夫被判处死刑。 她赢了。但她不高兴。她说这不是仇，这是正义。 之后几十年，她一直生活在南京。工作、养病、帮邻里做饭、劝导其他慰安妇幸存者走出阴影。她从不隐瞒过去。每当有人问起那场浩劫，她都会指着身上的伤疤说：“我没死，就是要让大家记住。” 1999年，她随中国慰安妇代表团赴日本起诉。那年她已八十岁，拄着拐杖，在东京地方法院门口站了一整天。面对日本右翼记者，她不退半步。2005年，她胜诉。虽然金额微薄，但她说：“不是为了钱，是为了那口气。” 2004年12月4日，李秀英去世。临终前她说了三个字：“我赢了。”这句话没有怨恨，也没有仇意。那是一种劫后余生的人，对命运的最终回答。 2014年，她的铜像树立在南京雨花功德园。她微笑着站立，身后是一堵墙，上面刻着她的事迹。铜像旁常年鲜花不断，人们来献花、鞠躬、合掌。 那一天，她没死。她活成了一段历史，一道丰碑，一记警钟。 她叫李秀英。一个不肯低头的女人。一个身中三十七刀还要睁开眼的人。一个用血告诉世界“我还在”的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