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两位地下工作者假戏真做结为夫妻。然而，婚后妻子却不幸牺牲，丈夫决定终身不娶。可是，7年后原本牺牲妻子，竟然出现在眼前。
1947年，位于河北涉县的“王士光”正埋头调试着扩音器，为晚上的广播做准备，可就在这时，外面突然飘来一首他刻在骨子里的天津接头小调。
他猛地回头，只看到一个熟悉到模糊的身影静静站着，他脑子“嗡”的一声，踉跄后退，撞翻了身旁的仪器架。
但他顾不上满地狼藉，疯了一样冲了过去，将那个身影死死搂进怀里，而这个身影，就是王新。
七年烽烟，七年生死两隔，此刻都化作了滚烫的泪水，而这份重逢王新来说，来得同样猝不及防。
就在不久前，她还在牡丹江的冰天雪地里组织妇女支前，心里揣着丈夫早已殉国的悲痛。
直到那天，她偶然翻开一张旧的《晋察冀日报》，一则表彰通报赫然在目——“特等功臣王士光改装电台确保党中央声音永不中断”。
报道里的那个人蓬头垢面，和她记忆里那个清华才子的模样虽然判若两人，可她知道，那就是她的王士光，所以当晚她就踏上了寻夫之路。
一千二百里路，三道严密的封锁线，都拦不住一个以为自己是寡妇的女人，去找回她以为早已逝去的爱人。
而这出穿越生死的重逢，起点是在当时的九年前。
1938年，北平沦陷的第二年，组织要在天津建一个秘密电台，任务落在了王士光头上。
他本是北洋政府官员的儿子，清华大学电机系的高材生，放弃留洋机会入了党，成了一名地下工作者。
为了掩护，组织给他配了个“妻子”——王新，原名王兰芬。
而王兰芬的背景同样不简单，她是东北军将领的女儿，15岁就入党，已在敌后潜伏两年。
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颐和园的旅舍，王士光因熬夜改装设备而脸色煞白，王新心里咯噔一下，以为组织派来个刚出狱的病秧子，结果一紧张打翻了茶杯，弄湿了旗袍，这手足无措的样子，让王士光暗想：这还真是个孩子。
为了让戏更真，组织又安排了潘姓烈士的母子，扮演他们的婶母和幼弟，就这样，一个看似寻常的“家庭”，在天津法租界一栋小楼的顶层阁楼里安了家。
白天，王士光是天洋商行的维修技师，借修收音机之便搜集零件，王新则周旋于房东太太们的牌局中，看似闲聊，实则竖着耳朵监听街面的一切动静。
到了深夜，阁楼里闷热如蒸笼，王士光就蒙着厚棉被，在微弱的灯光下组装电台，汗水一遍遍浸透衣衫。
王新则守在门外望风，手里攥着一根毛线针，随时准备在敌人破门时，用它插入电闸，销毁一切。
而在电台建成的第十天，危险就来了，当时日伪警察突袭隔壁楼栋，王新当机立断，抓起跳绳跑到阳台，发出了预警信号。
王士光动作飞快，几下就拆掉发报机，把零件塞进饼干罐，埋进了窗台的花盆里。
那晚，两人躲进旅馆避风头，黑暗中，王新忍不住问他：“组织问你是不是单身，你脸红什么？”王士光沉默了许久，才低声坦白：“因心里住了你。”
就这一句话，捅破了所有伪装，危机四伏的日子里，感情反而愈发真挚。
有一次王士光重病高烧，王新就用白酒给他彻夜擦身降温，后来为了分担他的压力，她硬是把一双弹钢琴的手，练成了能熟练收发电码的快手，指尖磨出血泡也不吭一声。
直到1938年秋，经河北省委特批，这对假夫妻在秘密联络站举行了婚礼，没有红烛喜宴，战友们只送来半包红糖。
王新以之冲了两碗糖水，二人交杯饮下，礼成于此，这场假戏终成真实。
可乱世中的幸福总是短暂，一年后，日军加强了对租界的控制，王士光被调往晋冀鲁豫军区，王新则要北上东北。
离别前夜，他们把年幼的儿子托付给潘婶，王新剪下一缕青丝，塞进王士光的口袋，轻声说：“等太平了，给我打枚银簪。”
谁知这一别，竟是天人永隔的“谎言”。
直到1940年冬，王士光在太行山根据地，忽然听到一个仿若晴天霹雳的消息：19岁的女党员王新牺牲了。
他疯了一样四处打听，可所有消息都指向同一个残酷的结果，悲痛欲绝的他从此蓄起长发，再也没有剃过，也就是从那时起，他把所有的思念与悲愤，都投入到了工作中。
直到1946年，邯郸新华广播电台成立，当他亲手改装的设备里传出党中央庄严的声明时，他抚摸着口袋里那缕早已干枯的发丝，喃喃自语：“你听见了吗？”
但当时的他并不知道，王新并没有死，当初她被困敌后，凭着机智和运气活了下来，而王新也同样以为，自己的丈夫早已在战场上为国捐躯。
最终太行山巅的电波，穿透了重重封锁，也穿透了隔绝他们七年的生死谎言，他们用棉被裹住了电台的秘密，却没能裹住心底的情愫，这出从假戏开始的人生大戏，难道不比任何虚构的故事，更让人心潮澎湃吗......
【信源】中共党史文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