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与鲁迅分别15年的闰土病逝，终年57岁，临终前，闰土抱憾道：“要不是为了你们五个娃，我早和迅哥儿去北京享福了！”20年后，闰土的孙子收到一份特殊邀请，彻底改变了家族贫苦的命运。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34年深秋，绍兴杜浦村的风干得厉害，地上的尘土一踩就起，村口那间摇摇欲坠的草屋里，章运水病得很重，他瘦得皮包骨，身上生了毒疮，衣服和烂掉的伤口黏在一起，咳嗽时嘴角常带血，屋子里没有药，更没有医生，他只能躺着，睁着眼看屋顶的茅草一根根地晃，手边放着一根铜烟管，那是他年轻时鲁迅送的，几十年了，他一直收着。 四十年前，还是个孩子的章运水，在鲁迅家帮父亲干活，那年鲁迅家祭祖，章运水被父亲带去看守祭器，鲁迅和他年纪差不多，两人一照面就玩到了一起，章运水是村里最会捕鸟的孩子，用竹匾支在雪地里，洒点米，几只鸟不一会儿就进了网，他也会用钢叉扎猹，那是他们乡下孩子的本事，鲁迅听得入迷，章运水讲，他就听，他送给鲁迅一包五彩贝壳，鲁迅回了他一根铜烟管，这点交情，章运水记了一辈子。 但朋友归朋友，命运却是两条路，鲁迅去了南京、东京，成了先生，成了作家，章运水却留在乡下，靠六亩薄田养活一家，田是沙地，收成不好，缴完粮税，剩下的只能勉强糊口，他父亲早死，章运水早早挑起重担，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编竹器补贴家用，他结婚后生了八个孩子，活下来的只有五个，饭不够吃，衣不够穿，孩子的哭声和税吏的催收响在屋里屋外，他的背早早就驼了，手上全是老茧和裂口，风一吹就疼。 1919年年底，鲁迅回绍兴卖老屋，那是他们多年后第一次见面，章运水穿着破衣，头戴旧帽，站在门口等，他低着头叫了一声“老爷”，鲁迅没说什么，只是拉他进屋，屋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鲁迅把几件家具卖掉了，临走前，他把几块银元藏在椅子底下，那是他能给出的帮助，章运水收下了，但没舍得花，那年，他的孩子们还都小，家里开销大，田又歉收，他没法离开这片土地，北京太远，他走不动。 章运水死后，家里的担子落到长子章启生肩上，那年他才十七岁，瘦得像柴枝，他每天要挑着扁担运泥，修地埂，补田埂，改土种稻，有时一天下来，肩膀肿得连衣服都穿不进去，晚上还得编竹篮，指头被竹条割破，血滴到地上干成一个个黑印子，他撑到三十多岁，身体像架空的房梁，风一吹就散，后来开始咳血，先是点点，再是整口整口，躺床上咳了半年，还是没熬过去。 章启生死的时候，最小的儿子章贵才三岁，没人养他，他就在亲戚家轮流住，睡柴房，垫稻草，盖破布，冬天冷得骨头都疼，他没进过学堂，认不出字，十三岁那年，一个本家带他去上海，在码头扛麻袋，一袋盐有一百斤，章贵背着它们走来走去，走得脚上全是水泡，手上全是茧，他没时间想别的事，只管吃饭、睡觉、干活，他没想过自己还能有别的命。 转机出现在1954年，那年绍兴要建鲁迅纪念馆，筹备组四处找鲁迅的老熟人，有人提起“闰土”这个名字，顺藤摸瓜找到了章贵，他正在码头卸货，身上是汗水和盐粉混在一起的灰，他不知道鲁迅纪念馆是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可工作人员说，纪念馆缺人手，扫地、擦桌子也行，他就去了。 馆里陈列的是鲁迅的遗物、手稿、书信，还有那篇《故乡》的手稿，章贵第一次看到那篇文章，字一个不认识，他站在展柜前看了很久，回去后就借了一本字典，晚上点煤油灯，一个字一个字地查，他不怕慢，怕看不懂，他把字写在小本子上，一遍一遍地抄，冬天馆里没人，他就在走廊里抄，风把纸吹得哗哗响，他用手护着写，有时手冻僵了，他就搓一搓再写。 两年后，他认得了三四千个字，能读《故乡》了，他读到闰土少年时戴银圈、扎猹的段落，脑子里浮现出祖父的样子，他想起家里那根铜烟管，那是祖父留下的唯一东西，他开始写文章，记下祖父和鲁迅的交情，也记下自己一路走来的经历，他写得慢，一字一句地查，一篇文章能写一个月，但他写完后，馆里的老师说他写得真切、有根。 1956年，鲁迅逝世二十周年，鲁迅的儿子周海婴来绍兴参观，他见到章贵后，听说他是“闰土”的孙子，特别激动，此后两人常通信，周海婴寄来许多鲁迅的资料和手稿复印件，还专门找出日记中记载“得闰土死讯”的那一条，章贵读了好几遍，像是补了一段家族的空白。 他后来报了夜校，坐在最后一排，手上拿着铅笔，旁边放着厚厚的笔记本，他记得认真，笔记上写得密密麻麻，连页边都写满了，他写了十几万字的手记，记录祖父的故事，也解读鲁迅笔下的“故乡”，他讲解的时候声音不高，但游客听得认真，有人听完后站在展柜前不走，说第一次觉得“闰土”不只是书里的人，而是活过、苦过、笑过的老百姓。 信息来源：绍兴网——章贵：从文盲到学者，只因我的祖父是“闰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