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几乎所有国家都在刺激消费，为啥古代不刺激消费？因为耕地承载有限，禁欲才是维系生态平衡的智慧，供给才是经济的心脏。 大伙都知道我国古代士农工商排序，重农抑商。从政治层面看，是因为商人流动性强，资本集聚很容易威胁到朝廷。所以，朱元璋规定商人“不得衣丝乘车”，并课以重税。汉武帝推行“告缗令”，直接没收商人财产以充军费。 电影《长安三万里》中，李白之所以不能参加科举，就是因为他老爸李客是商人。《唐六典》和《旧唐书》都有明文规定：“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科举作为选拔士大夫的途径，天然排斥商人阶层。 所以，李白要想入仕，就得通过献赋、干谒权贵获得举荐。但这种途径需要耗费大量时间、金钱和人脉，相当于拿资源换仕途。有点类似于美国大学的推荐信，主要看人脉关系和财富多寡。 从社会层面看，士农工商对应四民分业，本质是道德排序。商人不事生产而牟利被视为道德缺陷，与儒家“重义轻利”相冲突。所以，汉代把商人被贬为末业，其财富积累也被污名化为“市侩”。 但说到底还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为古代朝廷财政收入主要依赖土地税和人头税，并不依靠消费税。汉代田租占税收90%以上，消费税不足10%。北宋市舶司年入50万贯，仅为田赋收入1/60，消费税微乎其微。 当人头税和土地税构成古代财政双支柱时，经济循环就被简化成了：“播种→征税→生存”，消费扩张非但不能增税，反而会引发粮价暴涨，为啥？ 因为当经商能赚取高利润，远比种田赚钱时，大伙就会“舍本逐末”。问题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古代，吃饭原本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如果大量人员经商而弃农，就会出现无人种地打粮的局面，那刺激消费就相当于自毁长城。 汉代鼎盛时期，人口近6000万，垦田827万顷，人均耕地约68亩，但实际“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年收入扣除赋税、口粮后仍亏损，但遇灾荒，就会破产流亡。 汉武帝连年征战消耗“文景之治”七十年积粮，导致朝廷从“太仓之粟陈陈相因”的富足转为“黎民重困”。所以，粮食即权力，农业不稳则帝国根基动摇。 北宋沈括在曾在《梦溪笔谈》中记载过一件事：青州县令推广蚕桑致富，却被贬官流放。朝廷斥其“诱民逐末，动摇国本！”所以，当耕地承载有限时，禁欲就是维系生态平衡的智慧。 汉文帝诏书明令：“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商鞅变法，更是将耕战定为国策。其实，古罗马也通过《奥庇安法》，规定妇女不得持有超过半盎司黄金，禁止穿戴染色华服，西塞罗甚至宣称“奢侈是共和国的坟墓”。 但这一切都要被工业革命打破了，英国率先开启税收革命，从1842年开征所得税，等到1913年占比财政收入已达20%。这就意味着政府可以不再依赖土地税，而是将消费作为税基。 英国之所以会收消费税，就是因为1825年英国出现了首次经济危机。棉布堆积如山却无人购买，暴露了“生产-消费”链条的脆弱性。 1936年，凯恩斯系统论证了一个方程式：总需求=消费+投资+净出口，就是我们常说的三驾马车：投资、外贸和消费。 这一理论诞生于大萧条废墟之上，当资本家的牛奶被倒进密西西比河，工人却在挨饿时，凯恩斯发现古典经济学“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已经破产，需求才是经济的心脏。 至此，人类经济学从“生存守恒”进化到“增长崇拜”，从卖方时代进入买方时代。三驾马车理论虽然解放了生产力，但也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消费主义最终将人物化成了欲望机器。 所以，罗斯福用炉边谈话向主妇呼吁：“买条新围巾吧，那会让纺织女工保住饭碗！”而罗斯福新政就是将“以工代赈”作为社会救济手段、经济刺激工具，通过“就业-消费”链条缓解危机。 二战结束后，美国甚至出现了“消费爱国论”，艾森豪威尔宣称“购物是公民义务”。为了刺激消费，美西方用广告将消费变成非理性信仰，异化成消费主义地狱模式，使得消费越来越脱离实物而偏向符号幻觉。 其本质是资本把“买买买”和“人生价值”强行绑定，驯化出一种新的奴役模式：广告造神、信贷放蛊、制度锁喉，让民众在“身份焦虑”的幻梦中，主动戴上债务枷锁，沦为人形ATM，直到被榨干最后一滴骨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