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蒋给两个儿子的遗嘱中说了什么呢？ 西安事变，大家都熟。蒋介石当时在日记里写，“生而辱，不如死而荣”，甚至动了自尽的念头。就在这种极端的心理状态下，他一连写了三份遗嘱：一份给全国国民，一份给妻子宋美龄，还有一份，就是专门留给远在苏联的蒋经国和身在德国的蒋纬国的。 给国家和老婆的，咱先放一边。单看给俩儿子的这份，那才叫一个信息量巨大。遗嘱里，他用不容置疑的口吻，下了一道堪称“最高指令”的家规。 原文是这么说的：“我一生惟有宋女士为我惟一之妻，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则宋女士亦即为两儿惟一之母。我死之后，无论何时，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以慰吾灵。” “惟一”、“无论何时”、“皆须”，用的全是斩钉截铁的词。他要求的，根本就不是儿子对后妈的“尊重”，而是绝对的“服从”。 老蒋为什么要下这么一道死命令？难道真是担心自己死后，宋美龄受委屈？ 有这方面原因，但绝不是全部。这背后，是一盘深思熟虑的政治大棋。 首先，他得平衡家族内部的“山头”。要知道，蒋经国对宋美龄这个后妈，心里一直是有疙瘩的。蒋经国的生母是毛福梅，一个被老蒋抛弃在浙江溪口老家的传统女性。儿子为亲妈抱不平，人之常情。老蒋心里跟明镜似的，一旦自己不在了，以蒋经国的性格，未必会把宋美龄放在眼里。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要捆绑“蒋家”和“宋家”这两大利益集团。宋美龄背后是谁？是掌控着国家财政命脉的宋子文，是整个江浙财阀和亲美派的代表。老蒋非常清楚，他打下的这份江山，离不开宋家和他们代表的势力的支持。他死了，儿子要接班，就必须继续获得这股力量的加持。 所以，这道“以母之命是从”的遗嘱，本质上是一个政治授权。他把对儿子的最高指挥权，交到了宋美龄手上。这等于告诉所有人：我蒋介石的继承人，必须得到宋美龄的认可。宋美龄点头，你就是名正言顺的接班人；宋美龄摇头，你就得靠边站。 你看，通过这样一份家庭遗嘱，他试图把自己死后的权力真空给提前填上，用宋美龄这个“惟一之母”的身份，来压住蒋经国，同时又安抚了宋氏家族，确保权力平稳过渡。这手腕，确实高明。 然而，历史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它的不确定性。1936年的那场危机，最终有惊无险地过去了。老蒋活了下来，这份惊心动魄的遗嘱，也被锁进了档案柜。 一晃将近四十年过去，到了1975年。老蒋真的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当那份最终的公开遗嘱发表时，人们惊讶地发现，通篇都是“复兴中华文化”、“光复大陆”的政治口号，至于家事，特别是财产分割，几乎没提。而那个曾经被他抬到“惟一之母”高度的宋美龄，更是连名字都没出现。 这又是为什么？ 原因很复杂，既有岁月的消磨，也有人心的变化。 几十年夫妻，磕磕碰碰在所难免。据说，有两件事让老蒋心里很不舒服。一次是1962年，老蒋做前列腺手术，宋美龄坚持要用美国医生，结果手术不成功，留下了后遗症，让老蒋晚年备受折磨。另一次是1969年的阳明山车祸，夫妻俩同车出行，发生意外，老蒋心脏因此受到严重创伤，健康状况急转直下。 这些事情是不是动摇了夫妻感情，我们不得而知。但更关键的，是政治格局的巨变。 到了70年代，蒋经国早已不是当年那个远在苏联的叛逆青年了。他返回国内，在父亲的刻意栽培下，一步步掌控了情治、军队、行政大权，早已羽翼丰满，成了公认的“太子”。此时的他，不再需要宋美龄的“认证”来巩固地位，他本身就是权力中心。 老蒋在1971年的日记里，已经为后事做了清晰的安排：让严家淦继任，但军政大权，要交给蒋经国。在这个权力交接的核心计划里，已经没有宋美龄的位置了。 所以，1975年的那份遗嘱，实际上是对既成事实的追认。权力交接的棋局，早已尘埃落定。那份39年前写下的、要求儿子绝对服从后母的“最高指令”，也就在历史的洪流中，悄然作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