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军被苏联红军被押往了寒冷的西伯利亚。后来，活下来的日军战俘哭着回忆道，苏联女军医会给我们体检，结果好的话就要被选去干最苦最累的活，结果不好的都嘎了。 二战日军投降期间，国内有着许许多多日军俘虏，他们有一部分被中国政府所监管，可另有一部分人则被苏联红军抓到了苏联的境内，而这些人，即将面对的是寒冷与苦役。 那年的8月28日，西伯利亚大铁路终点站赤塔站，一列闷罐车吐出三千多名佝偻的日军战俘。 在零下四十度的寒风中，苏联女军医娜杰日达的铁钳般的手指掐进一名战俘的臀部肌肉，他腿上的关东军荣光刺青在霜雾里扭曲变形。 而这场持续四年的体检分级就此拉开序幕，活下来的战俘后来哭诉，被掐得越疼的人，死得越快。 苏联红军不像我们，我军本着人道主义优待俘虏，他们不一样没有这一说， 日本这叫什么？这叫恶有恶报，纯该。 话说当六十万关东军战俘被火车运往西伯利亚时，苏联正面临二战后最严峻的劳动力危机，全国25%青壮年战死，顿巴斯煤矿坍塌过半，西伯利亚铁路千疮百孔。 而战俘们被迫在露天站台脱光接受体检，女军医通过肌肉厚度粗暴分级。 首先特级人骡，臀腿壮实者送往北极圈伐木场，日均负重200公斤木材步行20公里。 然后就是次级冰镐，躯干强健者分配至诺里尔斯克镍矿，在永久冻土层爆破掘进。 最后就是残次冻土，瘦弱者扔进集体农场，用指甲刨挖板结的黑土地。 前关东军上尉山田茂在回忆录中写道，苏联人像挑牲口般捏我们的牙口，曾用刺刀挑开中国劳工衣服的我们，此刻成了待宰的肉畜。 在克麦罗沃深达千米的矿井下，战俘们解锁了比死亡更可怕的生存公式。 每天16小时劳作即可获得400克霉黑面包和1勺盐水。 而矿灯映照的岩壁上刻满正字，每五笔代表一名累死者。 1946年冬，第37号矿井发生坍塌，苏联监工直接灌入水泥封井，三百名战俘与塌方区永世凝固。 侥幸爬出的战俘小野目睹更残酷一幕，饥饿的同伴将死去的同胞给分食了。 而西伯利亚的酷寒成为最公正的审判者。 偷懒者被绑在通古斯河畔的铁轨上，次日清晨火车驶过，常只剩半截挂着冰碴的躯干。 1947年暴风雪夜，雅库茨克战俘营五百人集体出逃。 三周后搜索队发现，所有尸体呈环形匍匐在地，他们试图用体温融化冻土挖洞藏身，最终化作冰原上的同心圆。 战俘撕碎军旗当裹脚布，将天皇照片垫进鞋底御寒。 当苏联看守炫耀缴获的武士刀时，老兵藤田突然大笑，这把刀曾砍过百人，如今连块冻土豆都切不动！ 战俘们在绝境中催生出扭曲的生存法则。 首当其冲的就是语言贿赂，教会哈萨克看守折千纸鹤，可换半块肥皂，用日语高喊斯大林万岁，晚餐多得半勺土豆泥。 然后就是疼痛经济学，用怀表贿赂军医在体检时重掐臀部，避免被选入北极圈敢死队。 最后就是以温差诈骗，将体温计插进腐肉伪装发烧，成功者送医务室偷磺胺药，失败者遭铁锹拍碎膝盖。 这些伎俩却反噬自身，当战俘用铁钉在手臂伪造冻疮时，苏联医生直接剜掉整块皮肉，省得你们再耍花样。 曾在抚顺煤矿奴役中国劳工的吉田太郎，归国后成为最激进的反战者。 他在札幌街头展览西伯利亚冻死者趾骨，苏联人让我们站齐腰冰水打桩时，我才懂当年矿工腿溃烂化脓的滋味，侵略者终会尝到自己种下的苦果。 如今西伯利亚荒野仍矗立着歪斜的木头十字架，当地牧民称其为日本坟。 每当暴风雪掠过，铁轨下的冻土会翻出蓝布军装碎片，混着人骨渣的黑色土壤长出奇异的白色野花。 植物学家发现，这些花只在零下三十度绽放，其根系能分解骨髓中的铁元素，自然用最冷酷的方式，将侵略者的罪证淬炼成冻原上的生命之花。 当最后一名幸存战俘葬在北海道，他的墓碑刻着墓志铭，我曾是关东军第8914部队士兵，在西伯利亚学会两件事。 一是人肉在零下五十度会脆如饼干，二是所有枪口对准的人，终将成为枪口本身。 咱就是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他们做了那么多惨无人道之事，还想善终那是不可能的。 主要信源：（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945-1956年在苏日本战俘情况报告》 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西伯利亚战俘营：冷战前夜的强迫劳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