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被永久开除党籍的国歌词作者田汉，在狱中结束了70载的生命，过了7年，他的妻子才得知，大家都说他走得冤，妻子却说：“他有福气啊。”
（信息来源：华声在线——“敌有枪炮，我有血肉”——访“国歌之父”田汉故居；百度百科）
昏黄的灯光洒在上海金城大戏院的红色幕布上，1935年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首映的夜晚，座无虚席。银幕上，青年诗人辛白华在古北口长城下挥笔写下《万里长城》，一句“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让观众屏息。影片结束，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响起，观众自发起立，泪水滑落脸庞，歌声冲破戏院，传向上海街头。
这一刻，无人知晓，这首歌的词作者田汉，正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的铁窗后，承受着无尽的黑暗。
田汉，1898年生于湖南长沙县果园镇一个贫寒农家，虽说家境清贫，田汉却自幼展露才华，13岁便改编传统折子戏，写下辛亥革命背景下少年报国的故事。他的舅舅易象追随孙中山革命，32岁殉国，舅舅的牺牲如一粒种子，深深埋进田汉心中，点燃了他对救国理想的执着。
1916年，18岁的田汉赴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留学，接触到易卜生、契诃夫的戏剧，深受现代主义启发，却始终心系祖国。
回国后，田汉与表妹易漱瑜结婚，共同创办《南国月刊》，后成立“南国社”，推广新戏剧。他的剧作《咖啡店之一夜》《名优之死》揭露社会黑暗，充满批判锋芒，却也因此招致国民党监视。1930年，“南国社”被查封，田汉的作品被列为“激进文艺”。在白色恐怖下，他选择更坚定的道路。1932年，在瞿秋白的引荐下，田汉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用笔杆子为革命发声。他曾说：“笔是我的枪，舞台是我的战场。”这一信念，贯穿了他的一生。
1934年秋，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危在旦夕。田汉受上海电通影业委托，创作一部反映长城抗战的电影剧本《凤凰的再生》，后改名《风云儿女》。他在上海永嘉路371号的租住房内，夜以继日地构思。故事讲述青年诗人辛白华从彷徨到觉醒，投身抗战，象征中华民族如凤凰涅槃。剧本最后，田汉写下主题曲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几句，浓缩了他对民族危亡的愤怒与希望。
他将长城视为人民团结的象征，非砖石所能比拟。歌词写在红格纸的最后一页，墨迹未干，1935年2月19日深夜，国民党当局破门而入，将田汉逮捕。 田汉被捕的消息震动上海文艺界。19岁的聂耳，田汉的挚友与创作搭档，主动请缨为歌词谱曲。他在好友司徒慧敏家中，敲着筷子哼唱，激情如潮水涌动。聂耳将“每一个人”改为“每个人”，在“我们万众一心”前加了三声“起来”，让歌词更铿锵有力。
4月，聂耳为躲避追捕赴日本，在东京完成曲谱定稿，寄回上海。电通公司投资人朱庆澜将军在“进行曲”前加上“义勇军”，《义勇军进行曲》由此定名。5月9日，袁牧之、顾梦鹤等在百代公司录音棚录制了这首歌，5月24日，电影首映，歌曲迅速传遍全国，成为抗战的精神号角。 田汉在狱中得知歌曲传唱全国，泪流满面。7月，他出狱，却传来聂耳在日本溺亡的噩耗，年仅23岁。
田汉悲痛欲绝，写下悼诗：“高歌共待惊天地，小别何期隔死生。”此后，他再未写过歌词，似将心血全留给了聂耳。抗战期间，田汉辗转各地，组织抗日演出，妻子安娥始终相伴。安娥，中共党员，以坚定的信念支持田汉，二人在战火中结为连理，共同面对风雨。
新中国成立后，田汉参与政协筹备，推动《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国歌。1949年9月25日，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周恩来主持国歌讨论会，田汉与郭沫若等人提议修改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认为不合时宜。但毛泽东坚持：“安不忘危，这句永远不能改。”最终，歌词原封不动，成为国歌。
然而，1966年，革命风暴来袭，《义勇军进行曲》被禁唱，只能演奏曲谱。他被关进秦城监狱，年近七十，糖尿病和高血压缠身，却被剥夺医疗，日夜受审。 监狱的寒风刺骨，田汉却未屈服。他用米汤蘸纸，写下378首诗，其中《狱中除夕》写道：“爆竹声中一岁除，国歌初稿尚存无？”即便身陷囹圄，他仍忧国忧民。1968年12月10日，田汉因病去世，狱方以“李伍”之名登记，骨灰无人认领。
1975年，安娥才从平反通知中得知丈夫死讯，她轻叹：“他有福气。”这句看似平静的话，藏着对丈夫苦难终结的复杂情感。
1979年，田汉获平反，追悼会上，他的眼镜、钢笔和乐谱代替骨灰，寄托哀思。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义勇军进行曲》正式写入宪法。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通过，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明确国歌的法律地位。
田汉的歌词，至今激励着亿万中国人。那首诞生于战火中的《义勇军进行曲》，穿越苦难，响彻百年。他的故事，如长城般屹立，提醒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民族精神永不磨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