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陈布雷的女儿女婿被捕，蒋介石找陈布雷谈话，询问他对此事的想法。陈布雷说：“如果他们真是共党，那就杀了吧！” 但谁能想到，此话竟暗含深意。 深夜，国民党“文胆”陈布雷的书房里灯火通明。他正埋头草拟文稿，突然，院子里一阵急促的汽车声划破了宁静。侍从副官匆匆跑进来：“委员长侍从室的毛人凤主任来了。” 毛人凤大步走进书房，语调不带一丝感情：“布雷先生，你女儿陈琏，今晚要在国防部监狱过夜了。”他说话时，目光像鹰一样紧盯陈布雷，不放过一丝一毫的表情变化。 他想起三个月前女儿从上海寄来的信，信末“父亲大人安康”后那个小小的逗号，那是父女俩约好的暗号，处境危险。 毛人凤随即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张照片，上面是陈琏在西南联大时与进步学生的合影，照片里的女孩穿着素色旗袍，眼神明亮，他压低声音：“布雷先生，中统掌握了她和共党地下组织来往的证据。这事，委员长亲自在管。” 陈布雷出身浙江慈溪的书香门第，早年在上海办报，一支笔痛骂北洋军阀，是当时报界响当当的人物。1927年，他见到蒋介石，两人一见如故。 从此，他成了蒋介石的笔杆子，专门起草讲稿、制定政策，人称国民党“文胆”。到1947年，他已是总统府国策顾问，与蒋介石二十年的君臣相知，忠诚二字早已不是选择，而是本能。 1922年，妻子杨品仙难产离世，女儿陈琏就在这一天降生。丧妻之痛让陈布雷彻底失控，他将怒火全撒向这个刚出生的女婴，嘶吼着“把她扔了！”，竟真把襁褓中的女儿抛出窗外。 幸好，孩子被二楼的竹篾棚接住，只是额头磕破了。这个被他视为“不祥”的女儿，随即被送往乡下外婆家，直到八岁才接回。陈布雷记得，女儿回来时穿着洗得发白的粗布棉袄，怯生生地叫了声“父亲”，声音竟和亡妻一模一样。 或许正是这段疏离的童年，让陈琏的人生轨迹与父亲渐行渐远。1939年，她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躲防空洞时，怀里抱的不是课本，而是《资本论》和油印的《新华日报》。 她不知道，远在重庆的父亲，每月都以“学术赞助”的名义，通过军统给联大教授寄去200银元，而这笔钱其实是给她的生活费，里面甚至还夹着一份《中央日报》。 皖南事变后，陈琏一度失踪，陈布雷急得在《中央日报》连登三天寻人启事，用暗语写着：“怜儿，家里梅花开了，速回。”后来周恩来托人带话，说陈琏已在苏北抗日前线，这位沉稳的国府大员，忍不住在办公室里捂着脸哭了。 1947年9月，北平地下党成员李政宣叛变，特务从他交代的线索里，搜到了陈琏丈夫袁永熙的照片。这张照片，加上先前那张陈琏的合影，以及叛徒的只言片语，成了抓捕夫妇二人的“证据”。 当时陈琏已有身孕，却在狱中遭受酷刑，最终流产。因为她的身份实在特殊，事情很快捅到了蒋介石那里。 女儿生死攸关，陈布雷内心的挣扎可想而知。毛人凤走后，他立刻驱车赶往黄埔路官邸。蒋介石正在批阅文件，见他进来，钢笔在《剿匪手本》上划出一道刺眼的折线，提醒他：“布雷，你女儿的事，党国上下都看着呢。” 陈布雷二话不说，“扑通”一声跪倒，额头重重磕在地上，声音嘶哑：“恳请委员长准我大义灭亲！”他掏出写好的《自请处分书》，态度决绝：“若不严惩陈琏，何以整肃党纪？”他太了解蒋介石的多疑，这一跪，既是自保，也是救女，更是身处政治漩涡中的唯一选择。 蒋介石看着他花白的头发，想起了二十年前初见时的意气风发，伸手将他扶起，话说得很平静：“我们相交二十年，我信你。不过，国法无情。” 三天后，国防部军法处以“证据不足”为由，宣布陈琏无罪释放。当女儿脸色苍白地回到家，陈布雷正在客厅抄写《心经》。他没有抬头，只把一碗温着的桂圆红枣汤推过去，轻声说：“喝了吧，你母亲生前最爱这个。”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局势糜烂，陈布雷力劝蒋介石与中共和谈，却遭一顿痛骂。这次争吵让他对国民党彻底绝望，回家后，他特意叫来女婿袁永熙，嘱咐他照顾好陈琏。当晚，这位为国民党写了一辈子文章的“文胆”，服下大量安眠药自尽。 他在给女儿的遗书中写道：“怜儿，爹一生为蒋公文过饰非，最后却无一语可以自辩。只望你能清清白白做人，面对天地，面对所有人。” 陈布雷死了。陈琏和袁永熙回到了解放区，投身新中国建设。谁也想不到，在1968年的那场风暴中，陈琏竟被诬为“叛徒”，不堪凌辱，年仅49岁便跳楼自杀。她的丈夫袁永熙，则早在1957年就被划为右派，受尽磨难，直到1978年才平反。 陈布雷死后，蒋介石说他是“当今完人”，给了他极高的评价。回顾陈布雷的一生，不想从政的他，最后被裹挟得从政了。想用笔杆揭露真相、振奋人心的他，最后却为蒋介石写了很多违背良心的文章。 信源：邓正兵,刘佳欣.武汉抗战时期的陈布雷[J].武汉文史资料,2022,(10):46-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