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刘伯承元帅托人带口信，希望和原配妻子能见一面。没想到，妻子的回应却让所有人震惊。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各项政务安排纷至沓来，刘伯承作为新政权的重要军事领导人，事务繁重，他刚刚结束一场关于西南地区的剿匪部署，在几天连续会议之后，忽然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托人捎了一封信回重庆老家。 信并不长，字句平实，他只是表达了一个愿望：想见一见多年未见的原配妻子程宜芝，这件事在身边人中间悄然传开，大家原以为这封信的背后，隐藏着对旧情的补偿，或者是英雄落笔之后想要为过往留下一些交代。 谁都没想到，不久之后回来的消息，让所有人都沉默了，程宜芝回信谢绝了见面，她说自己过得很好，家里一切安好，不必再见，也不必再来信。 这段关系开始于1910年，那一年程宜芝16岁，是乡村里公认的贤惠姑娘，刘伯承年长她两岁，彼时已经读过一些新式学堂，心中有志于报效国家。 他们的婚姻是长辈安排的，村里人觉得这是一桩好姻缘，婚后不久，刘伯承便决定离家，从军从政，他离开时，程宜芝刚诞下长子刘俊泰。 战争不断，国家局势动荡，刘伯承随着部队辗转各地，从川军一路北上，后又投身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行列，在战场上他屡次负伤，最严重的一次是在中原大战中右眼失明，从此他更坚定了理想信念，在战火中不断升迁，先后参加长征、抗战、解放战争。 而在重庆乡间的老屋里，程宜芝一个人照顾孩子与年迈的公婆，她没有正式职业，也没有丈夫的音讯，只靠种地和村里有限的供给维持生活。 她从不提起刘伯承的事，也未曾写信过去，街坊邻里偶有流言，她一概不理，孩子成年后染病，她四处求医求药，把儿子从泥沼里拉了回来。 在延安时期，刘伯承与同为革命工作者的汪荣华组成新家庭，两人在前线多次共同经历生死，组织上批准了他们的结合。 战争结束后，他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也是在此时，他终于有余力开始打听多年未联系的原配家人。 通过地方干部和老乡的帮助，他得知程宜芝仍住在重庆郊区，未再婚，身体尚好，他没有直接登门，而是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见一面的心愿。 收到信后，程宜芝很快回了复，信写得极其简短，她说自己与儿子早已受到政府照顾，生活无忧，不需要再麻烦，关于见面的请求，她明确表示不必再见，时间已经过去太久，各自都有了新的生活，她也不希望旧事再扰。 这封信被送回时，刘伯承正准备主持军委工作会议，他把信读了好几遍，然后轻轻折好，此后他没有再提起这件事，也没有再尝试联系，在之后的岁月里，他继续主持军务，从不在公开场合谈及程宜芝。 程宜芝始终没有离开重庆，也从未向任何人抱怨过那段婚姻，1957年，她因病去世，她没有留下遗言，也没有交代关于刘伯承的只言片语。 刘伯承知道她去世的消息后，心中难免有所触动，但他公务繁忙，只能照常参加会议，照常批示文件，在他后来的档案中，关于程宜芝的记录寥寥无几，唯一留下的，是那封没有回应余地的回信。 程宜芝一生默默无闻，不愿给任何人增添负担，独自守着这个家直到老去，她一直保留着一张年轻时的老照片，那是刘伯承还穿着长衫时的模样，书生气十足，她把那张照片压在衣柜底下，从未示人，那段被遗忘的婚姻，也随着她的离世，被一同埋进了沉默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