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闻绛树两歌，一声在喉，一声在鼻；黄华二牍，左腕能楷，右腕能草。神乎技矣，吾未之见也。今则两歌而不分乎喉鼻，二牍而无区乎左右，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二牍，此万万所不能有之事，不可得之奇，而竟得之《石头记》一书。嘻！异矣。……

戚蓼生《石头记序》

这就是戚蓼生《石头记序》的开篇。虽然全序仅四百六十多字，但文笔优美，概括精妙，深得《红楼梦》（即《石头记》后来最流行的书名）的旨义和真谛。难怪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新证》中称赞此篇序文“笔调非凡，见地超卓，已足名世不朽。”

大家首次见到戚蓼生的《石头记序》，已是一百多年前的事情了。它出现在清末石印本《国初钞本原本红楼梦》的开卷之处。

实际上，在辛亥革命前后，上海有正书局的老板狄葆贤先生（1873—1939）主持印制了这套八十回的《国初钞本原本红楼梦》石印本。

它的摄影底本是晚清人张开模先生（1849—1908）曾收藏过的一本《石头记》旧抄本。石印本二十册分两次印刷发行，1911年10月底至11月初先出版了前四十回的十册，1912年8月底至9月初再出版了后四十回的十册。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红楼梦》有正书局石印本是八十回脂本系统的首次印刷本，在《红楼梦》研究和传播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给社会提供了一个崭新的阅读范本。

《国初抄本原本红楼梦》

正因为此书开卷就是《石头记序》，末属“德清戚蓼生晓堂氏”，所以人们为了与当时流行的一百二十回程本系统的各种本子相区别，便简称此书为“戚本”。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鲁迅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国小说史略》里，只要引用到《红楼梦》正文的段落时，都会注明采用的是“戚本”的某一回，可见鲁迅先生对此书也是情有独钟。

既然“戚本”曾如此受关注，序文又如此得精彩，人们必然想知道两个相联系的问题，第一，这个序末写了籍贯、署名的戚蓼生究竟是谁呀？第二，遗憾的是，序末虽有了籍贯、署名，却没有通常的纪年，那么，这篇序文又是写于何时呢？

俞平伯先生最早打破了僵局，原来他也是浙江德清人，与戚蓼生是老乡呀！在1923年出版的《红楼梦辨》里，俞平伯先生就讲到，查阅了余姚戚氏家谱，才知道戚蓼生是乾隆三十四年的进士。

后来，周汝昌先生、周绍良先生等研究者不断地耙梳史料，基本搞清楚了戚蓼生本人和家族的大体情况。

戚氏家族原本生活在浙江省余姚县，后来戚蓼生的祖上这一支迁居到了浙江省德清县。经过两百年的繁衍，到了雍正八年，戚蓼生的父亲戚振鹭（1699—1778）高中进士，后官至知府。

巧的是，四十年后，儿子戚蓼生也高中进士，并留京任职，后又外放福建当官。因此，周汝昌先生最早提出，戚蓼生在乾隆三十四年到京应试，就从庙市上购买了一部《石头记》抄本，并写了《石头记序》。

戚蓼生像

多年后，周汝昌先生的看法放开了，将以前认定的时间只作为上限，而将下限推到乾隆五十六年，即几乎涵盖了戚蓼生从北京到福建生活、工作的全过程。

这里，我们根据戚蓼生生平史料和“戚本”版本源流综合来看，戚蓼生得到“戚本”并撰写序文，不是在前期的北京，而应在后期的福建。

尤其是在福建福州的官场，戚蓼生与自己的上级徐嗣曾都十分喜爱《石头记》，互相分享阅读的体会和收获，也为写作《石头记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下面，我们从介绍戚蓼生与徐嗣曾的简历入手。

戚蓼生（1740—1793），字念功，号晓塘（堂），浙江德清人。

作为乾隆三十四年的新科进士，他入户部（不知什么原因，浙江新旧各地方志此处均误为“刑部”）学习；乾隆三十八年八月任户部河南司主事（正六品）；乾隆三十九年任四川乡试副主考官；乾隆四十年五月升户部广东司员外郎（从五品），十二月升户部福建司郎中（正五品）；乾隆四十二年任河南乡试正主考官，考试刚结束，就派往云南，接任云南学政。

乾隆四十三年五月，父亲戚振鹭在北京去世，享年八十岁。九月，戚蓼生从云南回北京奔丧，然后辞去官职，扶父灵柩归故乡，并为父守制二十七个月。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起复，任户部江南司郎中。

邓庆佑先生从《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中，找到了戚蓼生三件任职文件：

《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

（1）戚蓼生，浙江人。年四十二岁。由进士以主事用；乾隆三十八年八月内用户部主事；四十年五月内用本部员外郎；本年十二月内用本部郎中。四十三年五月内回籍。四十五年九月内服阕，仍用户部郎中；四十七年二月内用江西南康府知府。

（2）知府，冲，简缺：戚蓼生，浙江湖州府德清县进士。年四十二岁。现任户部江南司郎中。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奉旨记名以繁缺知府用。本年十二月，分签升江西南康府知府缺。

（3）臣戚蓼生，浙江湖州府德清县进士。年四十二岁。现任户部江南司郎中。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奉旨记名以繁缺知府用。四十六年十二月，分签升江西南康府知府缺。敬缮履历，恭呈御览。谨奏。乾隆四十七年正月三十日。

第一件是吏部为戚蓼生升职作的基础档案卡片，以后可在其中不断增加信息，比如，吏部人员不久就在行间增加了一段文字：“乾隆四十七年二月内引见，竟可。道员人明白而不厚。”

第二件是吏部奉旨为戚蓼生这次升职作的具体安排，当时府、州、县有“冲、繁、疲、难”治理情况的划分，官缺有繁缺和简缺的区别，要求吏部选官作到“人地相宜”。

第三件是戚蓼生按吏部原有安排写的恭呈御览的奏文。

关于戚蓼生的生年，曾有过争议。我们认为，应以吏部当年选官安排来定，即按第二件文件为准。以乾隆四十六年为四十二岁反推，可知戚蓼生出生于乾隆五年（1740年）。（注意：新编浙江各地方志此处均误为1730年。）至于跨越到次年初抄录奏文、引见任命、填写卡片就都是沿用原有年龄了。

徐嗣曾（1734—1790），字宛东，号两松，又号雁隅，浙江海宁人。原生家族姓杨,过继为江苏徐氏后代。乾隆二十八年考中进士。

我们在《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2册243页上，找到了吏部为徐嗣曾升职作的基础档案卡片：

徐嗣曾档案

徐嗣曾，江苏人。年四十一岁。由进士乾隆三十二年四月内用户部主事；三十四年三月内用本部员外郎；三十五年十月内用本部郎中；四十年二月内用云南迤东道。

在行间还增加了一段文字：“乾隆四十年二月内引见，此人竟可。”依戚蓼生文件里跨年之例，应以吏部三十九年选官安排来定，即以乾隆三十九年为四十一岁反推，可知徐嗣曾出生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

比较一下可知，戚蓼生与徐嗣曾都是浙江人，他比徐嗣曾小六岁。考中进士也比徐嗣曾晚六年，等他入户部时，徐嗣曾已是户部员外郎。此后，他们两人在户部有七个年头的同事关系，虽然徐嗣曾的职务一直高于戚蓼生，但不一定都在同一个司里工作。可想而知，两人闯荡京城，同乡加同事，必定多有交往。

乾隆四十年徐嗣曾外放任职，离开了户部。后来，他从云南迤东道升任安徽按察使，又任云南按察使，乾隆四十七年八月升任福建布政使（从二品）。

看前面的三个文件可知，到乾隆四十七年二月，戚蓼生也外放任职，升任江西南康府知府（从四品）。未及半载，又升任福建盐法道（正四品）。

可知就在乾隆四十七年下半年，徐嗣曾、戚蓼生两人又先后被朝廷任命为福建官员。当然，布政使徐嗣曾是上级，盐法道戚蓼生是下级。说不定，戚蓼生突然从江西转福建任职，就是徐嗣曾招揽人才、极力推荐的结果。

徐嗣曾画像

在徐嗣曾升职的基础档案卡片上，吏部人员还增加了一段文字：“乾隆五十年七月内用福建巡抚。”可知徐嗣曾那时升任巡抚（从二品）。乾隆五十五年秋季，徐嗣曾参加了乾隆皇帝八十大寿活动，然后从北京回福建的路上，于十一月初一日在山东台庄病逝。

这样，徐嗣曾、戚蓼生两人在福州官场又共事了几乎整八年。戚蓼生在福州官场还有一位长期的上级。

乾隆五十年徐嗣曾升巡抚时，清宗室的伍拉纳（1739—1795）由河南按察使升任福建布政使，接了徐嗣曾的职务，其职级高于戚蓼生。乾隆五十四年正月，伍拉纳升任闽浙总督（正二品），又由徐嗣曾的下属变成为他的上级。

在戚蓼生升职的基础档案卡片上，吏部人员还增加了一段文字：“乾隆五十六年四月内用福建按察使。”可知戚蓼生当了十个年头的道员，这时才升任按察使（正三品）。

在此之前，戚蓼生还曾多次兼任过“署按察使”，“署”就是代理的意思，即暂时代理一段时间按察使的工作，因此署按察使并不是正式的官职。后来戚蓼生在按察使任上还曾兼任过一段时间的署布政使。

很可惜的是，戚蓼生在按察使职位上只干了一年半多一点，即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十二月初三日就病卒于任上，按旧的算法，享年五十三岁。要说明的是，按公历计算，病卒日期已进入1793年一月。

《阅红楼梦随笔》

刘世德先生在《曹雪芹研究》2018年第3期上发表了《周春乾隆甲寅中元日记事辨证》一文，引述了周春《阅红楼梦随笔》中的一段文字：“乾隆庚戌秋，杨畹耕语余云：雁隅以重价购钞本两部，一为《石头记》八十回，一为《红楼梦》一百廿回，微有异同。爱不释手，监临省试，必携带入闱，闽中传为佳话。……甲寅中元日黍谷居士记。”

周春（1729—1815），字芚兮，号松蔼，晚号黍谷居士。这段文字中提到的杨芬（号畹耕）、周春（自称“余”）、徐嗣曾（号雁隅）三人不仅都是浙江海宁人，而且互相之间还有亲戚关系。徐嗣曾是杨芬的本家堂兄，而周春是徐嗣曾、杨芬两人的表兄。

由此表明，乾隆五十五年（庚戌）秋天，杨芬告知周春关于徐嗣曾监临省试时必携带《石头记》《红楼梦》抄本入闱的闽中佳话，应该是可信的。

省试就是乡试，三年一次，在各自省城的贡院举行。对于各省乡试，朝廷是非常重视的，正、副主考官通常由朝廷派员担任。但各省乡试最高主持者是监临，一般由本省巡抚担任。

因此，徐嗣曾自乾隆五十年七月至五十五年十一月之间任福建巡抚时，所能监临的乡试，共计乾隆五十一年八月（正科）、五十三年八月（预行正科）、五十四年八月（改作恩科）三次。其中乾隆五十三年八月，徐嗣曾尚在台湾办事，由署福建巡抚伍拉纳监临。

所以，徐嗣曾监临乡试，发生在乾隆五十一年八月、乾隆五十四年八月这两年里。有意思的是，乾隆五十一年八月徐嗣曾监临时还率领了两个协助自己工作的道员，其中之一正是戚蓼生。

戚蓼生《石头记序》

由此看得很清楚，徐嗣曾、戚蓼生两人在福州任职期间，如果谁先阅读了八十回《石头记》抄本，必定会将喜悦分享给对方（注意：从戚蓼生序文中所谓“以未窥全豹为恨”来看，当时还没有见到一百二十回《红楼梦》抄本，换句话说，两部抄本不是同时买的，先得到八十回《石头记》抄本，后得到一百二十回《红楼梦》抄本）。

或许是徐嗣曾出差京城先购得《石头记》，很喜欢，遂告知并借给戚蓼生，后者便命下属精抄出一本，才有了《石头记序》的诞生；或许是戚蓼生出差京城先购得《石头记》，很喜欢，便命下属精抄出一本，面呈徐嗣曾，才有了“监临省试，必携带入闱”的佳话。

当然，如果相信杨芬的话，即徐嗣曾重价购书，就是前一种情况了。

徐军华女士在《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2辑上发表过《试论戚蓼生仕闽期间获得〈石头记〉抄本》一文。不过，她似乎只知道戚蓼生与徐嗣曾在福州有几乎整八年同乡加上下级的关系，却不知道戚蓼生与徐嗣曾早年在北京就有了七个年头同乡加同事的往来。

《南京图书馆藏戚蓼生序本石头记》

我们推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正因为巡抚徐嗣曾喜欢《石头记》，而且盐法道戚蓼生还写了精彩的《石头记序》，也许会形成一个福州官场读红圈。

那个时候，闽浙总督伍拉纳的长子舒坤（1772—1845），正在北京皇家任三等侍卫，只要回闽省亲，在福州官场就很容易借阅到《红楼梦》抄本。

他在《批本随园诗话》中有一段批语：“乾隆五十五、六年间，见有钞本《红楼梦》一书。或云指明珠家，或云指傅恒家。书中内有皇后，外有王妃，则指忠勇公家为近是。”

现在看来，得到“戚本”并撰写序文都应发生在戚蓼生任职福州期间。具体时间虽无法确定，但大体应在乾隆五十年前后（而徐嗣曾得到一百二十回《红楼梦》抄本要更晚一些）。

这样，徐嗣曾乾隆五十一年八月第一次监临就与下属戚蓼生一起，携带《石头记》抄本，进入贡院欣赏阅读了。

其实，“戚本”在版本源流上，并不是一个早期的版本。早期版本的书名应该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就如现存的己卯本、庚辰本、甲戌本之类抄本一样。

只是经过了一段时间，才出现了外人的整理本。比如，立松轩的整理本（整理时间不明），梦觉主人的乾隆四十九年整理本，舒元炜、舒元炳兄弟的乾隆五十四年整理本等等。

《清乾隆舒元炜序本红楼梦》

这些整理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在书名中删除了“脂砚斋”名号，然后，或直接定名《石头记》，或直接定名《红楼梦》。虽然有些整理本还保留了部分脂砚斋等人的批语，但却将脂砚斋等人的名号完全删除干净了。

书稿确实是首先从北京传播开来的，不过，早期抄本只在宗室旗人圈小范围的流传，故而戚蓼生当时即便在北京，也不一定就知道有《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这本小说。

而分析“戚本”版本文字和特征可知，它是立松轩整理本的一个后代本，已经完全没有脂砚斋等人的名号了，所以“戚本”出现在乾隆五十年前后恐怕比较合乎情理。

没想到的是，徐嗣曾、戚蓼生相继离世后，福州官场读红圈竟然被福州官场贪腐圈取而代之。

乾隆六十年四月，福州官场贪腐窝案被揭发。五月，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浦霖（徐嗣曾职务的继任者）、布政使伊辙布、按察使钱受椿（戚蓼生职务的继任者，当时已升任广西布政使）等人皆被革职查办。伍拉纳、浦霖两人解赴京城审讯后即行处斩；伊辙布惊吓而亡；钱受椿也被处以极刑。

伍拉纳、浦霖、伊辙布、钱受椿四人之子悉数发往新疆伊犁充当苦役，四年后才赦归。其中舒坤五兄弟回来时只剩四人，原来只有十六岁的老四舒斌在和兄弟们一起去新疆伊犁途中，走到兰州，突发恶疾，哀嚎十余日，惨死于旅店。

《墨纸红楼：〈红楼梦〉版本DNA新探》，张杰著，作家出版社2025年9月版。

故而有人说，幸亏戚蓼生早亡两、三年，要是活到乾隆六十年，即便他真的洁身自好，也难免革职追责，甚至殃及晚辈，后果不堪设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