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在越南关押6年的“叛徒”汪斌回到国内，昔日战友纷纷指责他是卖国贼，上级也开始对他严格审查，不过一个神秘人的到来，却让汪斌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84年，老山地区的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他所在的连队接到一个任务，深入敌后实施穿插作战，任务危险，几乎等于送死，进山前，部队每人只带三天干粮和一壶水，他们在密林中穿行两昼夜，终于抵达指定位置，却发现越军早已设下火力网，炮弹在林中炸裂，像镰刀一样扫过，连长和副连长接连中弹，前后阵亡，队伍一度陷入混乱。 当时，汪斌是副指导员，他站了出来，接过指挥权，把仅存的十几个人重新组织起来，顶着炮火突围，他腿上带伤，嗓子喊哑，指挥着战士们一米一米地往回推，突围后，他本可以跟大部队一起撤离，但他没有，他决定返回原地，要把副连长的遗体带回来，这在部队不是命令，而是一种默契，战死的兄弟，不能丢在山里。 他带着两个战士再次摸进火线，天刚擦亮，山头上的雾还没散，枪声突然响起，越军的巡逻队早已埋伏，两名战士当场中弹，汪斌腿部中枪，倒在地上，他试图拉响手榴弹，却在最后一刻被敌人的枪托砸中头部昏迷，战友曾回忆说，当时他朝着远处的兵力阵地拼命喊话，要求开枪结束自己的性命，但没有人下得了手。 汪斌被俘后，被带到越南河内郊外的战俘营，那是一个叫“F4”的地方，专门关押中国军人，营地环境极其恶劣，房间潮湿阴暗，空气中混着霉味和铁锈味，他被关进一个不足一米高的铁笼子里，只能蜷缩着睡觉，越军一开始并不知道他的具体身份，后来通过缴获的装备推测出他是军官，于是开始重点“审讯”。 所谓的审讯，其实是酷刑，电击、棍打、冷水浇身、剥夺睡眠，每天变着花样来折磨他，他们逼他交代部队部署、作战方式，甚至连战友名字都要一一供出，但汪斌始终咬紧牙关，一句话也不说，最严重的一次，他高烧不退，嘴唇干裂起皮，仍然坚持不肯屈服，他试图绝食抗议，却被强行灌食米汤，一次越军用布条勒住他的脖子，强迫他对着镜头念“供词”，他含着血水，把字一段一段地念出来，但语气僵硬，眼神空洞，他不愿合作，越军就剪辑画面，配上他们自己的解说，伪造了一段“投降录像”。 这些画面几年后被越南媒体公开发表，传到了中国，成了他“叛变”的“证据”，而此时的他，还在那个笼子里熬着每一个难以入眠的夜晚。 1989年，越南国内局势变化，中越关系出现松动，次年初，中方与越方达成交换战俘协议，汪斌被列入名单，成为最后一批获释的战俘之一，回国那天，他穿着越军发的旧军装，拿着一个装有个人物品的布袋，站在友谊关边境线前，他想哭，却流不出眼泪，他没想到，更残酷的，不是铁笼子，而是回到祖国后的目光。 回国后，他被安排在昆明一个干休所接受审查，每天要写思想汇报，详细到在越南的每一天吃了什么、说了什么，那张所谓的“认罪照”被挂在审讯室墙上，成了他难以洗脱的“罪证”，一些战友避之不及，有人看见他转身就走，有人当面扔掉他递过去的烟，他在医院走廊被人指着鼻子骂“叛徒”，甚至有老百姓往他身边吐口水。 他曾几次想自杀，有一次，他在病房打碎玻璃，用碎片割破手腕，被及时发现才捡回一命，那段时间，他每天都在怀疑自己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他不恨战友的不信任，只是觉得冤，他不曾背叛，却要一遍遍写下“我没有叛变”来证明清白。 直到1991年，调查终于有了转机，军队技术部门对越方提供的录像进行了逐帧分析，发现他脖子上的勒痕是外力按压导致，供词笔迹也不是他的，审查组找到了同批战俘中的其他人，他们一致证明汪斌从未泄露情报，还曾多次在受刑时高喊“打倒侵略者”，部队也在1984年战斗中收复的高地上找到了他当年拼死抢回的战友遗体，这一切都成为他的清白证据。 1992年，他终于被平反，恢复党籍军籍，授予上尉军衔，组织还补发了1984年那场战斗中申请的三等功奖章，那枚奖章，他等了九年。 1993年，汪斌转业回到山东邹城，他没有选择留在城市，而是到市电力公司当了一名普通工人，他不声不响地干活，别人怕爬电杆，他抢着干，脚底的旧伤常在阴雨天隐隐作痛，他从不抱怨，山区小学停电，他用自己的钱买了电缆和工具，跑了三天两夜把线路修好，没人知道，这个沉默寡言的中年人，曾在铁笼里熬过2079天。 晚年，他牵头成立了一支老兵志愿队，帮扶那些生活困难的退伍军人，他把自己的工资一部分拿出来，为伤残战友申请补助、联系医院，每年清明，他都会一个人去烈士陵园，擦拭墓碑，特别是那几位当年没能走出老山的兄弟，他从不说自己英雄，也从不提战俘营的事，他说，活着回来的人，就该替他们多活几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