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军阀王德庆娶15岁少女当小妾，然而2年后他就离世了。他给小妾留了30万，谁料这“小妈”转身去找王家大少爷：我想要的，不是钱！
“姨太太”一词源于封建社会，代表了女性身份的不平等。在封建制度下，纳妾制度盛行，女性往往处于被动和附属地位。尽管民国时期致力于推行“一夫一妻”制度，但旧有观念根深蒂固，尤其是权贵阶层，纳妾之风依然盛行。 杨森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位国民党军阀因妻妾成群、子女众多而名声在外。据四川民间流传的民谣称，“采花将军，名叫杨森。妻妾成群，全是美人。”据统计，杨森公开承认的妻妾有12位，在册子女达到43人。他一生娶妻纳妾的行为令人瞠目，晚年时仍未收手。在92岁时，杨森迎娶了年仅17岁的张灵凤，外界对此多有讥讽，称两人更像是“爷孙”。 面对批评，杨森却自有一套说辞：“我是一个爱前进的人，我的伴侣也要与时俱进。我的妻妾中，有裹小脚的，有半大脚的，也有大脚的；有文盲，也有识字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皆有。这样才算是真正的‘前进’。” 这种歪理不仅为他的行为寻找了借口，更表现出他将女性视作满足自身需求的工具。他甚至向儿子解释称：“我老了，总要有人伺候，但你们的各位母亲忙着照顾你们，根本顾不上我，所以只好再找一个。”在这套逻辑下，杨森的妻妾数量不断增加。 1915年，军阀王德庆娶了一名年仅15岁的少女为小妾。然而，仅两年后，王德庆便因病去世，留下了一笔30万元的遗产。这位年轻的小妾本可以安享财富，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她并未满足于这笔钱财，反而转身找到王家的长子，坦言道：“我想要的，不是钱！”
1915年，正值乱世，军阀割据，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就在这一年，年仅15岁的王仪贞，被迫嫁给了35岁的军阀王德庆为妾。王德庆虽然家财万贯，但为人却极其刻薄。王仪贞从小生活在穷苦人家，懂事淳朴，即使嫁入豪门，依然吃苦耐劳，对身边的人敬爱有加。然而，这样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 短短两年后，王德庆因病去世。按理说，王德庆给王仪贞留下了30万现金，足以让她衣食无忧。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王仪贞悄悄地来到了王家大少爷的房前，跪在地上恳求道:＂大少爷，我知道，我这个做小妾的，本就没有什么地位。如今，老爷去世，我在这个家更是如同草芥。我不奢求荣华富贵，只求一个活命的机会。求求您，成全我吧！＂ 出乎意料的是，大少爷并没有嫌弃她，反而被她想要上学读书、改变命运的念头所打动。他沉默了片刻，对王仪贞说:＂你的想法很好，我支持你。这样吧，我从父亲留给你的30万银元里，拿出10万资助你读书。但你要答应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就这样，在大少爷的帮助下，王仪贞来到了当时颇有名气的嘉禾书院，开始了她的求学之路。嘉禾书院的谢文炳先生是王德庆的好友，得知王仪贞的遭遇后，也对她十分同情。在谢先生的悉心指导下，王仪贞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知识，曾经的苦难仿佛都成为了上进的动力。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正处于动荡与变革之中。外敌入侵、内忧不断，国人开始觉醒，而中国女性也不甘沉沦，纷纷追求独立与变革，成为时代浪潮中的先行者。沈亦云和董竹君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她们以不同的方式，展现了中国女性在家国危亡与时代变革中的力量与智慧。 沈亦云出生于浙江嘉兴的书香世家，青年时怀揣着救国图强的理想，毅然投身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尽管“革命本非闺中事”，但沈亦云并未退缩，而是在上海组建了女子敢死队，带领一群女子制作制服、募集物资、印刷传单，学习急救知识，奔赴前线支援南京与汉阳的战斗。她曾回忆道：“受国恩深重，患难与共，是我最小限度无可如何之报答。”作为女性，她打破了传统观念，走上了战场，成为当时名副其实的“女中豪杰”。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斗争清算之风吹来，沈亦云为免波及他人，主动将牧场与学校交由政府接管，随即远赴海外。临行前，一碗蛋炒饭成为她对故土的最后记忆。漂泊海外期间，国共两党都曾试图拉拢她，但她始终保持独立，拒绝政治介入，唯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邀请她参与口述民国史时，她欣然同意，并表示：“贡献一点事实，即贡献一点历史。” 与沈亦云不同，董竹君的经历从贫苦家庭开始。1900年，董竹君出生于上海一个车夫家庭，父母靠辛劳勉强维持生计。14岁时，董竹君被迫进入戏班谋生，却因聪慧和美貌引起军阀夏之时的注意。夏之时温柔地向她示爱，并提出为她赎身。 但这段婚姻并未维持长久，董竹君宣布离婚，选择自力更生。她凭借朋友李嵩高提供的2000大洋创办了锦江川菜馆，将餐馆开设在上海市中心的华路臬路，吸引了大量上层阶级的顾客。她注重菜肴的色香味，还创新引入一次性筷子，并将竹子作为餐具的标志，餐馆迅速走红。她不仅自己谋生，还帮助其他女性实现经济独立，开设“锦江茶室”，聘请女性服务员，鼓励她们追求自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