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 年，中国石油专家王德民教授因为长得太帅，好多女生追他，他烦得不行，就提了两个谈恋爱的条件：第一，结婚后，没时间陪女生逛公园；第二，女生不能打扰自己看书。这两个条件把很多女生都吓跑了，但有个叫王日英的姑娘没被吓跑。 王德民，中瑞混血，父亲是北京同仁医院的副院长，母亲是个瑞士姑娘，文安清，温和又有学识。两人年轻时在美国相识相恋，学成之后，没留在国外，而是一起回到中国，扎根医疗教育一线。 王德民是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的，骨子里既有规矩也有浪漫，既讲效率也讲责任。 从小他中文就不太灵光，因为家里说的是英文。 邻居家的孩子不太带他玩儿，他就一个人窝在角落里看书、画图。 从少年到青年，他始终是那个坐在书桌前不太说话的男孩，只不过那张脸，越来越招眼。 等他考上北京石油学院，麻烦就来了。 那个时候的学生不像现在，谈恋爱还得偷偷摸摸。 但王德民不同，他走到哪儿都有人看，课间有人递水，饭堂有人排队让他先，连洗衣房都有人假装“偶遇”。 起初他觉得好笑，但时间长了，他烦了。 有一阵子，他被姑娘们“围追堵截”，连晚上看书都不踏实。 于是他干脆立了两个规矩：一个，不许打扰我读书；另一个，婚后没时间陪你逛公园。这条件一摆出来，基本上就等于给自己竖了个防火墙。 果然，许多原本跃跃欲试的女生都知难而退。 但不是所有人都退缩，有个叫王日英的姑娘，安安静静地在统计组做事，不追星、不扎堆，性格里有一股子不声不响的倔强。 她第一次见王德民，是在一次职工文艺晚会上。 舞厅灯光柔和，喧闹声中，他穿着白衬衣、背挺得笔直，像是一块白石头在人群里发光。她不是冲着那张脸，而是看中了他眼神里那股子“只管向前”的专注。 他也注意到了她。 不说多话，不献殷勤，也不因为他帅就特别对待。 他们起初只是共事，时间久了，发现彼此的节奏竟然格外合拍。 他研究方案，她帮着整理资料；他忙得没空回家吃饭，她给他在办公室留了两块煎饼。 1963年，他们结婚了。 没请宾客，也没摄影师，就在单位的介绍下去领了证。 婚后，他依旧忙他的科研，她管家、管账、管灯泡坏了谁去换，样样不耽误。 人家说，“你们这样，哪像夫妻啊？”王日英一笑，“他脑子里装的是大事儿，我得守好家这个后方。” 这“后方”，一守就是一辈子。 大庆油田那几年，是王德民真正扎根的开始。 60年代初，中国刚刚提出“石油自给”，全国资源紧张，石油储量问题成了工业心病。 国外专家断言：中国地质结构属于陆相沉积，不可能有大油田，就算有，那点油也不够点灯。 但就在这时，大庆传来消息，松辽盆地下竟探出了特大油藏。 王德民听说后，连夜收拾行李，违背父母安排，直接请缨去了大庆。 那年他才二十出头，血气方刚，却一头扎进了比黄土还厚实的工作堆里。 他最早被分到测压组，任务是分析井下油压数据。 别看这活听着挺技术，实际上累得要命。 测压仪器重得吓人，一趟下井就得几个小时，回来还得反复比对数值。他发现，用国外那套“赫诺法”在中国不准，误差大得离谱。 怎么办？他不服气，决定自己琢磨一个新算法。 每天晚上，他就在油田宿舍里摊开资料，一条条地推公式。 白天下井，晚上算数据，一干就是一百多天。 终于，他推导出一套适用于中国陆相沉积油藏的新公式——“松辽法”。 因为“松辽法”，他直接被破格提拔为工程师。 可他没飘，反倒干得更狠了。 接下来的十几年，他又琢磨出“限流压裂法”，把那些被认为“没救了”的薄油层激活，储量一下子涨了七亿吨。 人们说他是“油田魔法师”，可他自己只说了一句：“我就是把公式写对了。” 到了八十年代末，王德民又盯上了“聚合物驱”的事。 这玩意儿在国外还只是理论模型，中国没人敢碰，他带着学生上了，三年不到，就做出成品，直接在大庆跑通了实验。那一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个将聚合物驱用于工业开采的国家，采收率一度升到70%。这在国际油田史上，都是罕见的大事件。 这期间，外国邀请函没断过。 有的国家开口就是科研自由、终身职位、年薪十几倍。 他回了六个字：“我不缺饭吃。”单位的人都替他惋惜，他却说得轻巧：“在中国，我能把我这点本事用到极致。” 2016年，国际天文联合会把210231号小行星命名为“王德民星”，表彰他对石油工程的贡献。 他在会上没说一句客套话，只拢了拢衣领，低头看着桌上的纸笔，像是要记录什么数据似的。 而此时的王日英，早已习惯了他的“寡言”。 几十年来，她没有一条珠宝项链，也没有国外旅游的照片，但她从来没抱怨过。 他加班，她守着饭菜保温；他熬夜，她端着热水不声不响地放下。 她一直知道，她嫁的不是“帅哥”，而是一个为了石油能搭上性命的男人。 王德民年过八十仍坚守一线，带博士生、改方案、下实地。 他说：“油田的活不是停在我这里，我得教会别人。”他的桌上，至今放着几张早年的地质剖面图，边角都磨毛了，翻了太多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