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陈毅被叛徒诱骗下山，途中他觉得口渴，于是拐到一农户家里喝水，却因为农妇说了两个字，突然意识到这是个圈套！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那是1937年早春的事，陈毅站在大余县城外一条小巷口，身边是警卫员黄占龙，他手里攥着一封信，信上说有中央特派员在城里等候，地点是一家叫“糖铺”的老店，信纸上还洒了点茶水，看起来像是千里迢迢送来的，这本应是久别重逢的喜讯，但陈毅却没有立刻前行，他脑子里还在盘旋着几小时前听到的一句话。 那天他们路过山脚一个村子时，在一户农家讨水喝，农妇一边忙着家务，一边随口说了句“他去团部了”，这话本没什么异常，可陈毅听着却有些不对劲，按规矩，游击队在县城的秘密联络点，连自家亲人都不能透露，可这位农妇却好像对“糖铺”这个地方了如指掌，她口音浓重，方言里“团部”和“糖铺”发音极近，陈毅心头顿时一紧。 这一句听岔的方言，成了一个信号，他没有表露情绪，喝完水谢过人家便离开了，但那一刻起，他开始怀疑，这种怀疑不是空穴来风，过去几个月，联络员陈宏的行动越来越反常，他曾是游击队最倚重的人之一，负责情报和物资的传递，但最近他总是早出晚归，甚至曾连续数周不上山，而这封来信，正是通过他送来的。 在山林中坚持这么久，陈毅对风险已经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敏感，他知道，敌人最擅长的不只是追杀，更是布局，他们手里已经抓到了几个叛变的人，逼迫他们写信、引诱、设套，像这样的信件，陈毅不是第一次见，但这次的伪装更高明，信上的笔迹、措辞甚至印章都几乎无懈可击。 他决定先不冒然行动，而是带着警卫员绕到糖铺附近观察情况，他们躲在街角，隔着人群望去，那家店的门板还没卸下，空空荡荡，街头巷尾几个看起来像小贩的人站在原地，表情僵硬，脚下的皮鞋却熠熠发亮，这些细节都不对劲，在陈毅眼中，每一个都是警讯。 他没有走近糖铺，而是果断撤回，他们绕道进了城边的一家茶楼，找到了曾经的联络人，那人悄悄递来几句话，彻底证实了陈毅的猜测，事情比他担心的还严重：不仅陈宏已经叛变，连糖铺的老板都已经换人，整个县城布满了埋伏，敌人的目标明确，就是要引他赴死。 陈毅知道，敌人认为这次计划天衣无缝，他们等的就是他按信上说的时间和地点出现，然后一举擒获，整个陷阱设计得滴水不漏，甚至考虑到他可能带警卫员，所以在附近布了多路人马，他要是照信前往，现在早已身陷囹圄。 回到山上，他立即召集队伍紧急转移，这场撤离来得及时，因为仅仅几个小时后，一支由叛徒带路的敌军便开始清剿梅岭，他们扑了个空，没捞到半个人，只能怒气冲冲地在山里乱转，山林里，陈毅率队已经越过几道山脉，藏入另一片更深的密林之中。 这次事件让他更加明白，敌人已经把情报战当成主要手段，从龚楚变节开始，国民党就不断利用原红军人员设局，他们熟悉红军的通信方式、联络习惯，甚至知道哪些人最容易相信谁，而游击队身处孤立无援的境地，一封看似正常的信件，就足以让整个队伍陷入灭顶之灾。 陈毅没有责怪陈宏，战争年代，人心的崩溃往往不需要太多理由，有些人扛不住刑讯，有些人被旧识拉下水，还有些人只是想活命，但他知道，不能原谅的是松懈和大意，联络点的泄露，说明敌人已经打穿了他们的外围防线。 他开始重新整顿情报系统，不再依赖固定联络员，而是设立多点接应、定期交叉验证，每一封信、每一次接头都要经过分析比对，不能轻信一纸之言，他告诉身边人，哪怕印章是真的，笔迹是真的，也不能代表内容是真的。 这场危机过后，队伍损失最小，敌人却浪费了大量兵力和资源，这让陈毅更加坚定了一个信念：真正的胜利不是靠一时的冲锋，而是靠长期的坚持和清醒的头脑，在那样的年代，活下来已是胜利，而能带着队伍活下来，更是一种智慧。 后来陈毅跟人提起这段事，总会提到那个农妇说的那句“团部”，他说，如果她咬字再清楚一点，或者自己当时再迟疑一会，可能就真的进了糖铺的门，掉进了敌人的网，有人说这是运气，他却觉得这是长期积累的警觉带来的判断，战争不是靠赌，而是靠每一次小心翼翼的选择。 那一年，游击队最终成功与中央取得联系，南方几支分散的队伍开始整编，组成了新四军，而那场险些让整个队伍覆灭的陷阱，则成了一次重要的教训，写进了后来的党史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