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曾经说:“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我在坐牢的时候,把房子转到了我妈名下,让妈妈帮我保管,告诉妈妈,我的房子不能动,还反复跟她说了这件事。后来,弟弟做生意亏掉了,妈妈毫不犹豫的就把我的房子抵押了去帮弟弟。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那一年,台湾正处在“白色恐怖”的高压时代。国民党政府对异议言论零容忍,特务密布,舆论受控,整个社会如同一座巨大的监狱。 而年仅19岁的李敖,早已显露锋芒。他不是沉默的大多数,而是那个总要站出来发声的人。 他在《自由中国》《文星》《新生报》上陆续发表文章,批评当局钳制思想自由、限制学术研究。 他写道:“一个不许人说真话的社会,是没有希望的社会。”这样的话语,在那个年代无异于火中取栗。 李敖当时是台大法律系的学生,后来又转至历史系。他学习成绩优异,逻辑缜密,口才了得,常在校内组织辩论,抨击时政。 他不仅与教授们唇枪舌剑,还在课堂上批评课程内容“奴化”“不独立”。 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质问:“法治为何沦为统治者的工具?历史为何只讲胜利者的版本?”这种大胆质疑既引发同龄人的崇敬,也招来了当局的警惕。 1954年春天,李敖参与了台大学生自发组织的校园改革运动,呼吁设立学生会、保障学术自由,并起草《大学自主宣言》。 这一举动被当局视为“煽动学潮”。更雪上加霜的是,他又在地下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反对思想审查制度》。 其中写道:“专制政权最怕思想自由,因为它知道,思想一旦独立,恐惧便无处安身。” 文章刊出不久,李敖便被情报机关以“涉嫌传播煽动文字,危害国家安全”名义秘密逮捕。抓捕的过程毫无征兆。 他正准备上课,门口突然闯进几名便衣特务,未出示任何证件便将他强行带走,连课本都没让他带上。 他母亲得知消息时几乎晕倒,父亲则四处打听情况,却换来一句冷漠:“配合调查。” 李敖被关押在景美看守所,一间阴暗潮湿的牢房,四面是剥落的墙皮和锈迹斑斑的铁栏。 他被单独囚禁,24小时有特务轮流看守,时常深夜被叫去“谈话”,实则是威胁与审讯。 他被逼供,要求写悔过书,承认“思想偏差”,承认“受到共产党思想渗透”。李敖拒不配合。他说:“你们可以拘禁我的身体,但关不住我的思想。” 他甚至在看守所里,与狱友组织“狱中读书会”,传抄古文,讲解法治与民主,还偷偷写下对国家前途的忧思。 他把厕所的纸巾当笔记本,用饭盒盖当笔板,把纸藏在鞋底里,等有机会就偷偷交给外界的朋友。 在被关押的三个月中,李敖体重锐减十几斤,但精神却愈加清明。他后来写道:“铁窗内的黑夜让我看清了光明的可贵。我不是为受难而受难,而是为真理而受难。” 最终,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李敖以“思想检讨态度不诚恳”为由,被台大勒令退学,终身不得恢复学籍。这一决定,彻底断绝了他在台湾高等教育体系的归路。 李敖出狱后,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台北那栋熟悉的小屋,门口的锁却早已换了。 他心中一沉,径直奔向母亲家中,才得知一个令他心碎的消息:那套原本属于他的房子,已被抵押出去,为的是替弟弟偿还做生意亏空的债务。 这套房子,是李敖在年轻时辛苦写稿、翻译、投稿一点点积攒的钱买下的。 他在被捕前,因害怕被政治清算,担心名下财产会被政府没收,便把房子过户到母亲名下。 他一再叮嘱母亲:“妈,这是我的房子,您先帮我保管,不能动。无论发生什么,也不要拿去抵押。” 母亲当时也郑重其事地答应了,可在他入狱后,情况变了。 弟弟生意失败,负债累累,向母亲哭诉自己已经走投无路。母亲心疼小儿子,不忍看他破产、受辱,于是,在没有通知李敖、也未征得任何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房子拿去银行做了抵押。 李敖得知真相时,脸色铁青。他站在母亲面前,久久说不出话。那是一种从心底涌出的失望,不是愤怒,而是彻底的心寒。 “你有没有想过我在牢里受的苦?”他声音低沉,“我把最重要的东西交给你,你却……毫不犹豫地帮了弟弟。” 母亲无言,只是垂泪。而李敖,却在那一刻对“人性”有了彻底的理解。他后来愤怒地说:“我不是失去了房子,而是看清了亲情在利益面前有多么脆弱。人性,经不起考验。” 这件事成为他一生中最深的痛,也是他笔下“人性之恶”的真实注脚。
李敖曾经说:“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我在坐牢的时候,把房子转到了我妈名下,让妈妈帮
牧童的娱论
2025-08-06 10: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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