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去世8年后，浦安修重回太行，一老农找上门：我来看望恩人
1982年，深夜，左权县招待所。“您……您就是彭总的夫人吧？俺从麻田过来的，等您大半天了。”一个略带乡音的声音，打破了夜的宁静，语气里满是小心翼翼的探寻与期待。
夜已深，凉意袭人。刚结束一天走访、年过花甲的浦安修，正准备歇下，却看到门外台阶上坐着一个敦实的汉子。他怀里紧紧抱着一个提篮，看样子已等候多时。这位不请自来的访客，让浦安修有些意外。她跟随“彭德怀传记组”重返太行，一是为了重温自己当年的战斗岁月，但更重要的，是替彭德怀完成一个未了的心愿——回这片他深爱并为之浴血奋战的土地，看望当年的父老乡亲。这个心愿，彭总念叨了一辈子，却终究没能实现。 面对浦安修的询问，那汉子站起身，局促地搓了搓手，仔仔细细地打量了浦安修一番，才郑重地说道：“俺是来看望恩人的！”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分量却重如泰山。他口中的“恩人”，自然是彭德怀。只是，浦安修并不知道，眼前这个五十多岁的庄稼汉，与自己的丈夫之间，究竟有过怎样一段足以让他铭记近四十年的过往。 浦安修的思绪，一下子被拉回到了1943年的太行山。那年头的春天，对根据地来说，可不是什么好光景。连年的大旱，让田地里一片焦黄。百姓的饭碗里，野菜、树叶成了主食。八路军的日子同样艰难，彭德怀甚至亲自下令，部队度荒只能靠树皮树叶，绝不能跟老百姓抢地里的那点野菜。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下，根据地里没有一个人饿死。反观日寇和国民党的统治区，却是饿殍遍野，几十万灾民为了活命，潮水般涌入根据地。 彭德怀自己也忍着胃痛，吃着掺了榆树叶的窝头，却毫不犹豫地命令各村设立粥厂，机关每人每天还要再节约二两粮食救济灾民。有意思的是，为了开荒，他连自己的战马都牵去拉犁。警卫员心疼，他却瞪眼说：“我都要下地，我的马还能搞特殊？”这种与人民同甘共苦的姿态，不是装出来的，是刻在骨子里的。
就在那样一个敏感又紧张的时期，麻田村的八路军总部附近，出现了一个可疑的身影。那是个十三四岁的少年，面黄肌瘦，衣衫褴褛，在一间间屋子前探头探脑。要知道，当时日军特务常常伪装成灾民混入根据地，甚至用食物引诱半大孩子刺探情报。警卫连的战士们不敢怠慢，立刻将这个少年带回去盘问。可不管怎么问，少年就是紧闭着嘴，吓得浑身发抖。一个年轻战士沉不住气，断定：“这小子一定是个特务！” 就在战士准备用绳子将这个“小特务”捆起来时，一声厉喝传来：“放下！”彭德怀不知何时走了进来，他目光如炬，死死盯着那个吓得缩成一团的少年，随即用一种无比沉重的语气说道：“不是的，他不是特务，这是一个饿饭的伢子！我从小就饿饭，看得出来。”这句“看得出来”，背后藏着多少辛酸与血泪。 彭德怀的童年，说起来都是泪。富农家庭出身的他，到他这一辈早已家徒四壁。父亲因背负同伴尸体返乡落下病根，无法劳作；母亲劳累过度早逝，弟弟活活饿死。为了活命，家里能卖的都卖了，最后只剩下两间漏雨的茅草屋。8岁那年，他就得上山砍柴换盐，祖母则带着更小的弟弟出门乞讨。他站在门槛上，看着亲人的背影消失在寒风中，心如刀绞。他发誓，绝不讨饭。
为了不讨饭，他冬天赤着脚去挑煤，去冰冷的河里捉鱼，后来还去了煤窑当童工。在没有任何安全措施的矿井里干了一年，没日没夜，最后老板卷钱跑路，他一文钱都没拿到。正是因为自己亲身经历过那种走投无路的绝望，他才能一眼看穿那个孩子的恐惧与无助，那不是特务的狡黠，而是饥饿者最本能的眼神。 听到彭德怀的话，那少年“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他叫贾士宏，正是眼前这个深夜来访的庄稼汉。他从敌占区逃出来，家人或饿死或走散，只剩他孤身一人。彭德怀当即拍板：“他没有家了，把他留下来吧！”就这样，贾士宏留在了部队。彭德怀日理万机，却总惦记着这个孩子，有时会省下一块干粮塞给他，还把自己的一件旧布衫给了他穿。这在当时，是救命的恩情。 后来，彭德怀奉命调往延安，两人就此分别。贾士宏因身患疟疾，留在了麻田当地。几十年来，他一直盼着能再见恩人一面，亲口道一声谢，可这个愿望，却再也没能实现。直到1982年，他听说彭总的夫人回到了太行，便揣着自家树上结的最好的一篮核桃，从麻田一路赶到了左权县城。 招待所的灯光下，贾士宏的脸上写满了岁月的沧桑，也洋溢着一种朴实的满足。他激动地对浦安修说：“我没有什么困难！托共产党的福，我今年喂了23头猪，全都卖给国家了，拿到了4000多块钱。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啊！我就是……就是想再看看恩人……”说着，他恭恭敬敬地将那篮核桃放到桌上，喃喃道：“我知道，彭副总司令一直都艰苦朴素，廉洁奉公，这核桃是我自己家树上结的，不值什么钱，就是俺的一点心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