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2年，王亶望被抄家，当乾隆检查抄来的物品时，发现一件四条腿的裤子，上面绣满鸳鸯，乾隆不解地问侍从是什么东西，侍从硬着头皮演示了裤子的用法，羞得乾隆满脸通红，当时就大发雷霆：“不知羞耻！”下令严惩王亶望。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乾隆四十七年，风头正盛的王亶望被抄家，京师内务府接到一批从浙江送来的抄没物件，金银满箱，古玉成堆，本应是寻常的贪官家产，没想到其中一道不起眼的包裹，却让乾隆皇帝气得脸色铁青，布包里是一件形制怪异的裤子，有四条裤腿，绣着两对鸳鸯，被贴身收在王亶望的卧榻之下，显然是他视若珍宝之物，这东西奇特得过了头，甚至侍从都不敢抬头看，只能用身体比划它的穿戴方式，这不是寻常衣物，而是一件极尽奢靡的情欲玩意儿。 这条裤子被发现的那一刻，不只是一个贪官的秘密曝光，更像是整个官场道德败坏的象征，乾隆震怒之下，不止加重了王亶望的罪责，更下令彻查所有涉及的官员，这件裤子，就像一根刺，直接扎在了皇权的脸面上。 王亶望出身山西临汾的官宦世家，父亲王师曾任江苏巡抚，家底丰厚、人脉通天，他本人虽勉强考中举人，但始终难掩对科举晋升的厌倦，与其苦熬十年寒窗，不如砸银子买官来得痛快，他先是花钱捐了个知县，随后步步高升，直至甘肃布政使、浙江巡抚，掌握一省财政命脉，一路升迁，几乎全靠家族的银钱铺路，政绩只不过是浮在水面的泡影。 乾隆三十九年，西北连年干旱，甘肃灾情尤为严重，王亶望主动上奏，提出借“捐监”制度筹措赈灾资金，所谓“捐监”，即富人捐粮换取国子监的虚职头衔，既解决朝廷银两之困，又让士绅有面子，这本是朝廷早年用过的手段，王亶望打着为灾民筹粮的旗号，将这项制度重新包装后推行开来。 但这项“好政策”，很快变成了他敛财的工具，捐粮不过是幌子，实则全换成了银子，一石谷物照价折算成四十两白银，再加所谓手续费，富户们为了虚名争相缴纳，王亶望借此三年间敛财数百万两，私吞其中一半，其余分给属下、打点上下，整个甘肃官场沦为分赃系统，从知府到书吏都能分一杯羹，谁也不想拆穿这场精心编织的骗局。 他在账面上做得天衣无缝，虚报赈灾名单，制造仓库满粮的假象，户部派员复核，也只能看到表面繁荣，乾隆甚至亲笔批示称赞他“能吏”，将他调往东南富庶之地浙江，认为他既能救灾，又能理财，王亶望一时间风光无两，甚至在杭州郊外大兴土木，建起声色犬马的私宅。 到了浙江，他的生活更加肆意，为了讨好苏州赎来的名妓吴卿怜，他命工匠打造那条鸳鸯裤，四条裤腿可让两人共穿，绣工精细，金线交错，点缀着双双交颈的鸳鸯图案，每逢夜宴，他与吴卿怜共穿此裤，形影不离，连下属都传得风言风语，这种行为虽未张扬于外，却早已在官场传开，成为笑柄。 但真正的危机，来自西北的异动，乾隆四十六年，河州爆发回民起义，朝廷派阿桂前往平乱，阿桂到甘肃后发现，地方仓库空空如也，赈灾银子不知去向，民不聊生才引发暴动，这与王亶望先前上报的“粮仓充足”截然不同，事态严重，朝廷震动，乾隆意识到被欺骗，下令彻查前任布政官员。 随着调查深入，王亶望的问题逐渐暴露，他在甘肃虚报灾情、贪污赈款的证据被一一查出，钦差进驻杭州抄家，搜出三百余万两赃银，奇珍异宝堆满数院，最刺眼的，却是那条压在湘妃榻下的鸳鸯裤，乾隆看到这件物品时，脸色由惊疑转为愤怒，他从未想过，一个受自己信任、亲自提拔的封疆大吏，竟荒淫至此。 王亶望被押解京师，罪状确凿，最终斩首示众，案件牵连极广，陈辉祖、王廷赞、勒尔谨等高官相继落马，百余官员被问责，乾隆不再轻信表面政绩，朝廷风气也因此骤变，鸳鸯裤事件成为一个警示：哪怕最荒唐的物件，也能揭穿最虚伪的官场。 这条裤子并未在史书中留下详细记载，但它的象征意义远超于物本身，它代表的不只是贪官的私欲，也是制度的崩塌、皇权的蒙羞，当鸳鸯裤从王亶望卧室走入紫禁城，它已不再是情趣之物，而是贪腐的“物证”，乾隆下令将其焚毁，并将事件写入内务府档案，以告后人。 事件过后几年，乾隆加强审查制度，推行吏治改革，他开始对官员的私人用品、书画收藏进行严格盘查，甚至连诗文也要逐句过目，一场由裤子引发的政治风暴，最终演变为整个晚乾隆时期的统治转向，文字狱再起，查库风盛，整个官场进入低压状态。 但讽刺的是，这种压抑下的官场，并未真正清除腐败，反而让官员更加隐秘地掩盖问题，人人自危，敢怒不敢言，鸳鸯裤被禁，奢靡未除，风气依旧暗流涌动，清末民初，有人曾在天津裁缝铺中偶见类似裤式，传说源自王亶望旧物，虽无可考，但足见其余波未止。 信息来源：澎湃新闻——《官绅的荷包》：雍乾时期的贪腐大案及“抄家”故事；《清史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