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昆与弟弟杨白冰在一起，亲情交融亲切交谈，嘘寒问暖，笑容满面，举止温柔，温暖又温馨，其乐融融，合影留念，美好的回忆！ 有一次合影，两人肩并肩坐着，头微微向一处倾着。都笑着，笑得松弛，不装也不硬撑。不是领导人的微笑，是亲兄弟的。那照片后来流传很广，越看越觉得稀罕。不是因为他们是谁，而是那种笑容，在经历那么多事之后，还能那样放松，难得。 两人年纪差着十三岁，哥是1907年生的，弟弟是1920年。那时候，家在四川潼南，不富，但家风严。哥哥走得早，去了苏联留学，回来后一直在中央工作。不多话，干事稳。弟弟小时候常听大人说“你哥又调哪去了”“你哥写信了”，他慢慢把这当成一面旗。 1938年，杨白冰到了延安。陕北公学当时人多，挤。睡觉打地铺，冬天冷得窝不住。他听课、抄笔记，跟同屋的同学结伴练体能。年轻，不怕苦。他学政治理论，也琢磨实事。很快就提出去前线，不想留在机关。 组织把他派去129师政治部。他不是拿枪打仗的，但工作不少。给新兵讲政策，教大家写信，走村串户动员老乡支前。嗓子哑过，脚也磨破过。遇上部队转移，连夜拔营，一路上边走边讲。兵都记得他，说话不高不低，能听进去。 抗战打完，接着又是内战。他跟着部队跑战场，晋冀鲁豫、渡江、西南……都待过。他说过一句话：“干我们这行的，得稳，不能心浮气躁。”那时候，战士白天打仗，晚上还要听他讲时事。有人犯困，他不恼，拍拍人：“忍会儿，再讲两句。” 建国后，他调到成都军区政治部。开始管文化宣传、技能培训、整风教育。这些听着像文案活，实际上都跟士气、纪律、队伍形象有关。他推新制度，有人不适应，他不急，坐下来一点点说。那几年，成都军区变化挺大，他是背后推手之一。 后来的事不好说。他被扣上“激进分子”的帽子，理由说不清，道听途说就成了“定论”。他没争，问就说“没的事”。之后被关了八年。那段时间，没少吃苦。他不哭也不喊，就是不认。他说：“该说的我早说了，别的我不说。” 1976年释放，1978年复职。头发白了些，背还是直的。有人劝他“歇一歇”，他摇头，说“还能干”。没多久就调去了北京军区。那几年，他一头扎进部队建设。干部培训抓得紧，讲课、谈话、看材料，一样没落。他提拔过不少人，有人犯错他也批，说得不重，但句句在理。 1988年，他被授上将军衔。六十八岁，不年轻了，可干劲还在。穿军装站在台上，神情跟以前一样。那一刻很多人动容，这军衔，是迟来的，也是应得的。之后他继续干，直到九十年代初才退。 哥哥杨尚昆那时是国家主席。两兄弟一个在军，一个在政，在那个时候都在重要位置。人们开始注意到，这对兄弟有些特别。哥哥当年在中办、军委干了不少年，稳重低调；弟弟脾气更硬些，讲话直来直去。兄弟俩同框时话不多，坐着也很少寒暄。可一杯茶、一句问候，就够了。 杨白冰晚年住在北京一条老胡同里。屋不大，摆设简单。每天早晨出门遛弯，晚上回来擦擦桌子，翻翻书。有人托人来拜访，他大多谢绝。有时候看书看到一半，会发呆。有邻居说，看见他蹲在台阶边喂猫，一喂就是半小时。不是不讲身份，是那种“都过来了”的淡。 他去世那年是2013年，九十三岁。追悼会开的隆重，该来的都来了。讲话很长，写的内容也全，几乎把他一辈子都摆了出来。可很多人更记得的，还是那张他跟哥哥一起的照片。 两人坐得近，也不说话，就是坐着，手放膝上，脸上有光。镜头外什么都听不见，只能看着那画面。 不吵，不说理，也不讲什么信仰或制度。就那么坐着，像两棵老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