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的认知中国的发展脉络是线性的：黄帝-尧-舜-禹-夏-商-周，然而考古发现并非

公众的认知中国的发展脉络是线性的：黄帝-尧-舜-禹-夏-商-周，然而考古发现并非如此。经过对于传说中的尧都-陶寺遗址（龙山文化的一部分，距今4000年，在今山西省临汾）贵族人骨进行鉴定，更接近于当代藏族人。对于陶寺平民墓鉴定，证实仍然是仰韶-龙山一脉的O系，与当代北方汉族接近。这也说明了，陶寺遗址文化是藏缅人群从西北而来，东进，占领了晋南，带去了羊、马、铜刀，利用自身军事优势（掌握了青铜兵器铸造），成为陶寺的统治者，而陶寺的下层农民则是本地人，以种粟、黑陶技术为特点。

那中华传说中的尧帝是不是藏缅人呢？看上去是极有可能的。这样的一个考古结果，可能当代人很难接受，因为线性、静止发展历史观已经根深蒂固。突然听到中华历史也在战争-征服-混血-融合中发展，就会很难接受。

这并不是孤例，而是普遍性。比如商朝在武丁时期迁都殷墟后，突然出现了不同配方、技术更高的青铜兵器，马车、战车，同时殷墟贵族墓出现了Q系、C系等北方草原成份，说明殷墟上层贵族混入北方草原成分，但殷墟的平民层仍然是O系本地人。

周人来自于西北，有西部羌人基因，却自称“夏后氏”，把夏嫁接到本族群，其实是文化嫁接，而非真的和夏人有血缘关系。

历史上的许多文明并不是胜利者创造的，是失败者创造的，但胜利者军事胜利后，吸收了这些文化、技术为己用，后人就以为是胜利者创造的，但其实并不是。

比如二里头人创造性地发明了青铜容器（将外来的青铜铸造技术与本土的陶器结合起来，突破性地创造了青铜容器），但后来被商人击败，商人继承了二里头人的技术，并进一步发展成了大型青铜礼器。二里头人是一个由中原本地人、西北藏羌人、苗瑶人、东夷人等多个集团混合的文明，商人则是东夷集团和北方草原人混合的集团。

考古证实了任何文明都是相互交流、碰撞而进步，不存在静态社会产生突破性技术的可能性。

中华文明也是内部及外部多个文明不停碰撞而进步的，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伴随着外来上层或边缘势力的注入，但基层人口、农业生产自5000-7000年前的仰韶文化一直没有变。中华文化不是线性接班，而是不断的“拼班”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