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兴化，老太有4个女儿，让长女招了一个上门女婿，老伴去世后，老太和长女、女婿关系恶化，村里调解，女婿每年给老太11000元生活费、8000元医药费，不料2年后，女婿不再给岳母赡养费，老太年近8旬，身体多病又没钱，只好将长女、女婿告上法院索要赡养费，女婿要履行赡养岳母的责任吗？法院给出答案。 王大妈年近8旬，她一生勤劳，和丈夫含辛茹苦地拉扯大了4个女儿。因为都是女儿，如果都嫁出去了，剩下老两口着实孤独。 因此，王大妈和丈夫和大女儿商量后，决定让大女儿招一个上门女婿。 所以，大女儿出嫁时，招了赵某入赘，这在当地也是常见的事。 大女儿婚后，一家人原本也过得和和美美。 早些年，王大妈和女婿赵某签订了一份《立招子》协议。 那时候，大家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毕竟，赵某做了上门女婿，就相当于王大妈的“儿子”了，他得和这个家同甘共苦。 协议中明确写着，赵某要承担王大妈夫妇俩的赡养和丧葬事宜。 那时候，赵某拍着胸脯，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定会好好尽孝，让岳父母安享晚年。 那时候，王大妈和丈夫一心将养老的事都指望在了长女和女婿赵某身上了，因此，也尽心尽力的帮助小两口。 时光匆匆，2019年，王大妈的老伴离开了人世，剩下王大妈一个人心态上变得有些憋闷，而紧接着，一些家庭琐事如同导火索一般，点燃了王大妈和长女、女婿之间的矛盾，双方矛盾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关系也逐渐恶化。 2021年，王大妈和女儿、女婿之间的矛盾愈发严重，村里出面调解，经过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解，双方终于达成一致，签订了一份家庭矛盾调解书。 调解书中写的明明白白，赵某每年要支付王大妈生活费11000元，医药费8000元。 见女婿赵某点头答应了，王大妈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觉得以后的生活也有了保障。 然而，有些矛盾不是那么容易化解的，王大妈和女儿、女婿的矛盾更加深了，老人平静的日子没有过太久，她又陷入了困境。 2023年10月开始，赵某不再给岳母支付赡养费了。 王大妈心里自然不痛快，而且，她已年近8旬，身体越来越差，三天两头生病，除了政府一点补贴和土地租金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稳定来源，生活也上也开始青黄不接。 本来她当初是指望大女儿、女婿养老的，如今却到了这个地步，女婿一分养老钱也不给了，她心里充满了绝望。 无奈之下，王大妈一咬牙，将大女儿、女婿赵某告上法院。 赵某拒绝继续支付王大妈赡养费，给出的理由是自己是上门女婿，并非岳母的法定赡养人。 从法律条文上看，确实没有明确规定上门女婿必须赡养岳父母，这成了他心里觉得可以“甩担子”的依据。 赵某可能觉得，自己只是女婿没有那种必须给岳父母养老的法定责任，所以就想借此理由，摆脱每年要支付生活费和医药费的负担。 按照上门女婿的风俗，岳家通常会在女婿人生的重要阶段给予大力支持。 在赵某身上，王大妈老两口在他建房时，可能会帮忙出谋划策，甚至在经济上给予一定的资助；在他成家时，会为他操办婚礼，准备各种生活用品；在他抚育子女时，也会帮忙照顾孩子，减轻他的负担。 这种支持是实实在在的，体现了岳家对上门女婿的接纳和重视，也让赵某在这个家庭中有了归属感。 《民法典》第143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 首先，赵某和王大妈签订的《立招子》、还有“家庭矛盾调解书”都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达，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规定，所以，法院认定内容合法有效。 而且，赵某没有拿出证据证明“调解书”中存在重大误解、被欺骗或者被胁迫等情况，也没有出现不可抗力等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情况。 那么，赵某作为上门女婿，对岳母有赡养义务吗？ 《民法典》第509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从早年一开始的《立招子》协议就明确了赵某要承担王大妈夫妇的赡养和丧葬事宜； 还有2021 年的家庭矛盾调解书又进一步明确了每年要给的生活费和医药费。 法院认定，赵某既然签订了这些协议，就相当于和王大妈达成了一种约定，按照法律规定，他就应该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而且，按照习俗，赵某作为上门女婿享受了岳父岳母的诸多帮助，比如盖房子，成家，帮忙照顾孩子等。 他既然享受了好处，也应该承担起赡养岳母的责任。 最终，法院判决：赵某应按照2021年“家庭调解书”约定，每年继续给岳母王大妈支付生活费11000元，医药费8000元。 关注@福康说法 从日常点滴学法律，生活安稳更有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