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徐志摩想买条新裤子，竟发现家里一分钱都没有。他拎着破洞的裤子，哀求妻子：“小曼，我每月赚500大洋，还不够花么？”谁料，陆小曼却怒骂：“穷鬼！那你娶我干啥！”     可为什么这位名满天下的诗人，连条新裤子都买不起？徐志摩的收入远不止表面的500大洋固定薪资。     为了撑起家里的开销，他像上了发条的陀螺一样连轴转，在上海光华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北平北京大学等好几所学校同时任教，光是教职收入每月就有数百大洋。     除此之外，他还得利用所有空余时间撰稿投稿，给《申报》等12家报刊写文章，主编《新月》杂志，偶尔还会倒卖古董字画，甚至帮人打理房产转让的生意，曾替蒋百里卖房赚过600块大洋的佣金。     他还和朋友合伙开书店、办服装店，想尽一切办法增加收入，保守估计每月总收入能达到3500块大洋以上，放在今天相当于月入百万的水平。     可即便如此，家里依然经常捉襟见肘，连他自己的衣物都只能缝缝补补。     陆小曼的生活开销，足以让任何一笔高薪都显得杯水车薪。     她出身上海金融巨贾之家，自幼锦衣玉食，养成了挥金如土的习惯。     两人在上海福煦路四明村租住的豪华别墅，每月房租就要100块大洋，这相当于当时北大教授月薪的三分之一。     家里常年养着14个佣人，包括司机、厨师、贴身丫鬟、西点师傅甚至还有家庭医生，专门服侍她和徐志摩以及偶尔同住的母亲。     她每天午后才起床，光是在浴室梳妆打扮就要花上两个小时，所用的化妆品都是国外进口，一条法国进口的玻璃丝袜就要12块大洋，一件苏州绣娘定制的旗袍要50块大洋，往往穿三次就丢进箱子底不再理会。     更让人难以承受的是她的鸦片瘾，因为体弱多病，陆小曼听信他人怂恿用鸦片镇痛，渐渐染上烟瘾。     她每天要吸6个“印度公班土”烟泡，每个月光是鸦片开销就超过200块大洋，还有专门的烧烟丫鬟伺候，这个丫鬟的月薪都有15块大洋。     社交场上的开销更是无底洞，她经常包场百乐门舞厅举办舞会，一晚就要200块大洋，给京剧名角的打赏随手就是10块大洋。     她的母亲曾私下向朋友诉苦，说陆小曼每个月花在装扮上的钱就至少有500块，有时甚至高达600块，这样的开销让她这个当妈的都觉得难以支撑。     为了满足陆小曼的需求，徐志摩活得像个不停运转的挣钱机器，自己却过得极其节俭。     他曾在给陆小曼的信里详细算账，焦虑地提到三个月内给家里的开支就达2500块大洋，相当于他近五个月的固定工资，可借钱的地方都找不到。     他也曾低声下气地哀求陆小曼把每月开销控制在500块以内，可他自己也清楚，这点钱连她几瓶进口香水都不够买。     徐家父母早就对陆小曼的奢靡生活不满，两人结婚时就明确表示不再提供任何经济接济。     徐志摩只能独自承担所有压力，债务像滚雪球一样越积越多，债主甚至会堵到家门口。     他的朋友胡适实在看不下去，邀请他去北大任教，不仅给出300块大洋的月薪，还把自家带暖气的大房间腾出来让他免费住，可即便有这样的帮助，也依然填补不上家里的开销黑洞。     陆小曼却显得无动于衷，依然沉浸在自己的社交圈里，认为丈夫既然娶了她，就该满足她的一切需求。     1931年11月18日，徐志摩在南京朋友家做客时，身上穿的西服裤子腰间依旧带着破洞，朋友的妻子半开玩笑地劝他不要乘坐免费飞机，太不安全。     可他为了节省开支，也为了赶去北平听林徽因的演讲，还是坚持登上了那趟注定悲剧的航班。     第二天，飞机在济南上空因浓雾迷失方向坠毁，这位年仅35岁的诗人永远离开了人世。     陆小曼在失去徐志摩这个经济支柱后，生活一落千丈，只能依赖他人供养鸦片，曾经挥金如土的名媛，晚年只能蜷缩在亭子间里，靠着上海文史馆每月几十元的薪资度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