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74岁左宗棠去世。慈禧闻讯，连忙翻阅左宗棠临终前上的奏折，脸色大变，下旨：“准奏左爱卿生前遗愿。”   在这个被腐朽和妥协浸泡透了的晚清官场，左宗棠活像是一块怎么嚼都嚼不烂的“硬骨头”就在生命走向终结的那个雨夜，七十四岁的左公躺在福州前线的病榻上，并不是在交代家产怎么分，也不是留什么爱子训诫，而是用最后一口气。   逼着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去看大清朝早已千疮百孔的里子，这时候的左宗棠，实际上是个彻底的“孤臣”翻开他的一生，全是逆流而上的挣扎，你看他四十岁之前，不过是个三次会试都落榜的教书匠，可偏偏就是这个乡野村夫，被林则徐一眼相中。   认定是能够了却自己心愿的奇才，这股子“布衣傲气”伴随了他一辈子，也得罪了一辈子的人。当年面对列强环伺，朝廷上下大多在和稀泥，李鸿章更是抱着“海防重于塞防”的论调，主张放弃那所谓“不毛之地”的新疆，要是换个懂官场规矩的人，也就顺坡下驴了。   朝廷没钱给他打仗，他就自己豁出老脸去找红顶商人胡雪岩借，去找乔致庸筹粮，朝廷怕洋人，他就让轿夫抬着那口黑漆漆的棺材走在队伍最前头，这一走就是十年的西北风沙，从大兴屯田做后勤，到制定“缓进急战”的铁血策略，硬生生把阿古柏的势力扫平。   从沙俄嘴里抠回了伊犁九城，那可是整整160万平方公里的疆土，全是他这就是凭着一股子“死不让寸土”的狠劲，哪怕在没有中央实实在在支援的情况下，硬是扛下来的，这种“不讲理”的硬气，到了中法战争时期，更是到了顶峰。   那时候法国舰队不宣而战，不到半小时就炸沉了福建水师11艘战舰，整个东南沿海海防洞开，消息传到北京，慈禧和重臣们还在战与和之间首鼠两端，而在福州前线，拖着病体、患着眼疾的左宗棠已经把自己当成了最后的防波堤。   手里没有像样的军舰怎么办，这位老人居然搞起了“陆地海防”，他在岸边构筑炮台，故意把傲慢的法国舰队引诱进岸炮的射程里痛击，海战没法打，他就去摇人，把赋闲在家的老将冯子材请到镇南关。   这招果然奏效，早已习惯了清军软弱的法军，哪能想到会遇上这种硬茬，冯子材领兵那是真敢玩命，这一仗不仅歼敌近千，更是直接导致了法国茹费理内阁的倒台，按理说，仗打到这份上，大清的腰杆子该挺直了吧。   可荒唐就荒唐在，前线的将士们还在浴血奋战，甚至占据了优势，后方的朝廷却已经被李鸿章一派“见好就收”的论调给吓破了胆，李鸿章觉得我们这种弱国，哪里敢跟欧洲列强长期叫板，既然法国人被打疼了愿意坐下来谈，那就赶紧签条约吧。   这一签，就把《中法新约》签下来了，中国明明在战场上没输，却要把越南的宗主权拱手让人，左宗棠在病床上听到这个消息，气得大口吐血，那种绝望和愤懑化作了那句振聋发聩的怒吼：“十个法国将军，也抵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这哪里是仗打输了。   分明是这个国家的脊梁骨被人从里面抽掉了，所谓“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这场荒诞剧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这种极度的悲愤中，左宗棠自知大限将至，他不仅没有给自己那是子孙谋得哪怕半亩私田，反而强撑着精神。   口授了一份直到今天读来都让人心惊肉跳的遗折，他在折子里不再讲究什么君臣礼仪，字字句句都在戳朝廷的痛处：他要在这个刚经历过战火的福建建新式海军，他要求把还没怎么开发的台湾立刻设省，还要赶紧修铁路、开矿山、设专门的海防大臣。   更绝的是，他在遗书中还要规劝那个看似还是个孩子的光绪皇帝，要多读书，要去亲近正人君子，甚至要“勤政事”，这每一个字其实都是在暗示大清现在的治理出了大问题，当慈禧看到这最后呈上来的奏折时，据说当场变了脸色。   或许在那一刻，这个从不低头的“湖南骡子”，终于用死让她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后来的历史证明，左公临终前的这些焦虑全应验了，慈禧在他死后确实慌了神，赶紧把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设立了海军衙门，开始按照他说的路子走。   但这种“补牢”来得太晚了，那个愿意抬棺出征、愿意自筹军费、敢骂权臣误国的人已经不在了，左宗棠这一辈子，其实从没想过做一个左右逢迎的高官，无论是当年在长沙城头死守八十天，还是后来哪怕身在西北还遥控福州船政局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