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各部队分批抵达陕北，不同阶段剩余人数有明确变化，枪支弹药极度匮乏，而到达陕北后的生活虽异常艰苦， 最先踏入陕北地界的是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1935年10月吴起镇会师时，这支从江西瑞金出发的队伍，出发时的8.6万余人已锐减至7000余众，不少连队从出发时的满编建制，缩编成了只有几十人的“加强排”。更让人心酸的是人数锐减背后的装备损耗，出发时的万余支枪械，到陕北时能正常击发的不足3000支，很多步枪的枪管都打红变形，枪托用麻绳缠着才能勉强握持，全军人均子弹数不足3发，有些新兵从参军到抵达陕北，甚至没摸过实弹，训练全靠木棍当枪比划。红四方面军1936年10月抵达时，情况也好不到哪去，过草地时为了减重，不少战士含泪扔掉了破损的枪支，最终到达陕北的队伍里，每五个人才能凑出一支完整的步枪，骑兵连的战马只剩了十几匹，马鞍都磨得露出了木头茬。 弹药的极度匮乏，逼着红军战士把拼刺刀和游击战的本事练到了极致。陕北根据地的练兵场上，每天天不亮就能听见喊杀声，战士们用木头削成的“假刺刀”反复演练突刺动作，手掌磨出的茧子结了一层又一层，不少人胳膊练得肿成了馒头，却连一声苦都不喊。有个叫王大锤的四川籍战士，长征时丢了步枪，就一直背着把砍柴刀，到陕北后他成了拼刺能手，能凭着一把大刀撂倒三个练过武术的俘虏兵，被选去给新兵当教头时，他只说了一句：“子弹金贵，咱的刀和拳头就是最好的武器。”这种无奈却坚韧的练兵模式，成了陕北红军的常态，也为后来的直罗镇战役埋下了伏笔——那场战役里，红军就是靠着近战拼刺和灵活的游击战术，用不足千发子弹歼灭了敌军一个师，缴获的弹药直接缓解了全军的燃眉之急。 抵达陕北后的生活艰苦，是刻进每个战士记忆里的烙印。陕北的深秋已经飘起了雪，可很多战士还穿着长征时的单衣，补丁摞着补丁，裤脚短得露着脚踝，只能用稻草裹着保暖。住的是土窑洞，窑洞壁上结着白霜，铺的是干草，盖的是破烂的毯子，夜里冻得睡不着，战士们就挤在一起抱团取暖，天亮时头发上都结着冰碴。吃的更是简陋，根据地的存粮只够喝稀粥，顿顿是掺着沙砾的小米饭配野菜，偶尔能吃上一口土豆，都算是改善伙食，有战士回忆，过新年时全军分到了一点白面，炊事班蒸的馒头小得像拳头，可没人舍得吃，都掰成小块分给了伤病员。医疗条件更是捉襟见肘，战地医院里连消毒的酒精都没有，只能用烧酒代替，手术刀是铁匠铺打的，缝伤口的线是老乡捐的棉线，很多伤病员就靠着草药和意志力硬扛，却从没一个人抱怨过。 可就是这样的艰苦环境，没一个战士动过退缩的念头。因为陕北的老乡把红军当成了自家人，见战士们没衣服穿，就把家里的棉袄、旧布衫全送了过来，有些大娘还连夜给战士们纳鞋底，针脚密得不透风；见部队缺粮，老乡们宁愿自己吃糠咽菜，也要把仅有的存粮捐给红军。这种军民鱼水情，成了战士们熬过艰苦的底气。而且陕北根据地的建立，让漂泊的红军终于有了落脚点，战士们白天练兵、开荒种地，晚上在煤油灯下学文化，窑洞的土墙上写满了“打倒反动派”“北上抗日”的标语，那微弱的灯光里，藏着中国革命的希望。有老战士后来回忆，虽然每天都饿肚子、挨冻，可看着窑洞外飘扬的红旗，就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守着的不只是一个根据地，更是全中国的希望。 这种艰苦里的坚守，从来不是被动的忍受，而是主动的抗争。红军在陕北一边搞生产自救，开垦荒地种粮食、纺线织布做衣服，一边整顿装备、扩充队伍，只用了半年时间，就从最初的几千人发展到了万余人，装备也靠着缴获和自制得到了改善。那些在陕北窑洞里熬过的寒冬，那些攥着三发子弹练兵的日子，最终都变成了红军打不垮、拖不烂的底气，也为后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筑牢了根基。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