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一名伪军师长派人送给粟裕一把伞，粟裕疑惑地打开伞一看，里面竟藏了一张纸，纸上的内容让粟裕吓出冷汗，他立即下令：“全军集合！” 深秋的雨丝裹着寒气，打湿了苏中抗日根据地的芦苇荡。新四军一师指挥部里，地图上的红蓝箭头密密麻麻，粟裕刚在“南坎会议”的记录上画下最后一个句号，警卫员就顶着雨冲了进来，手里那把油纸伞“啪”地砸在泥地上，伞骨磕着青砖溅起几点水花。 “施亚夫的人？”粟裕眉头拧成疙瘩。这个名字在根据地是骂名的代名词——投靠汪精卫的伪“绥靖军第七师”师长，手上沾着“汉奸”的唾沫星子。他弯腰拾起伞，桐油味混着雨水气扑面而来，伞柄处缠着的旧布条磨得发亮，倒像是用了多年的老物件。 警卫员还在念叨：“准是日军的圈套，用汉奸当幌子送假情报！”粟裕没接话，指尖沿着伞骨摸到第三根时，突然停下——那里的接缝比别处宽了半指，像是被人刻意撬开过。他拇指用力一按，“咔”的一声轻响，一块油纸从伞骨内侧脱落，掉出张巴掌大的糙纸。 纸上的字迹潦草得几乎要划破纸背：“南坎参会干部返程路线泄露，日军两个大队加伪军师团已设伏，内鬼在指挥部！”粟裕捏着纸的手指瞬间泛白——他刚主持完的会议，各地干部正按原计划分散撤离，此刻恐怕已走进包围圈。 没人知道，这个被骂作“墙头草”的施亚夫，是三年前粟裕亲自找谈话的人——16岁入红14军，南京监狱里熬过酷刑，日军轰炸时从尸堆里爬出来的硬汉，怎么会真当汉奸？ 那天日军南坎作战会议上，施亚夫看着地图上标注的伏击圈，后背的汗浸透了伪军制服。他故意打翻茶杯弄湿文件，借着收拾的空档，把路线、兵力、时间记在心里。散会后躲进厕所，用烟盒纸匆匆写就，又怕直接送暴露，瞥见墙角伪军哨兵忘在那的旧油纸伞——那是他前几日故意“遗落”的，伞骨早被他动了手脚。 这种“脏活”最磨人。施亚夫得天天陪着日军喝酒，听着同胞骂他“汉奸”，夜里在被窝里咬着牙攥出血；但他知道，多听一句日军部署，根据地就少一分危险。 有人后来问粟裕，当时就不怕是施亚夫叛变？老将军晚年回忆时笑了：“怕，但更信他眼里的光——当年在监狱里，他隔着铁窗跟我说‘只要活着，就为党干’，那眼神骗不了人。” 十分钟后，当参会干部按备用路线钻进芦苇荡时，日军的卡车正沿着原定路线呼啸而过。那个藏在指挥部的电报员，还没来得及发第二封密电，就被通信员从发报机前揪了出来——他袖口那截没烧干净的密码本残片，成了铁证。 一年多后，施亚夫借着部队整编的机会，带着三百多号人连夜投奔新四军，走到根据地边界时，他把那身伪军制服脱下来扔在地上，踩了又踩，像要把那两年的屈辱全踩碎。 如今那把油纸伞还在纪念馆里，伞骨上的裂痕像一道伤疤。当年粟裕下令“全军集合”时，不会想到多年后有人会问：什么是英雄？或许就是像施亚夫这样，把名字扔进泥里，也要让信仰在暗处开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