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周恩来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敏锐地意识到大会堂设置了各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会议厅，唯独没有设置台湾厅。 这个发现让他停下脚步，在长廊里站了很久，目光扫过那些挂着各省名称的门牌，最后停在空白的墙面上。 当时人民大会堂已经启用十多年，各省代表团都有自己的议事空间。 周恩来叫来秘书钱嘉栋，指着那片空白说要把浙江厅调整出来，专门改建台湾厅。 他特意嘱咐装饰要体现台湾特色，从阿里山风光的国画到少数民族木雕，每处细节都亲自审定。 1973年台湾厅竣工时，他还让人在厅内摆放了一盆台湾相思树，说这树"名字就带着念想"。 周恩来对台湾的牵挂不止在建筑上。 西安事变时与他共事的张学良，后来被软禁在台湾新竹清泉温泉，他一直惦记着。 1961年通过秘密渠道转信时，特意在信里夹了片香山红叶，托人告诉张学良"大陆这边枫叶红时，总有人想起你"。 1975年张学良听说周恩来病重，托人带回一包台湾高山茶，可惜茶送到北京时，周恩来已经无法饮用。 重庆谈判期间有过生死交情的张镇，也是周恩来常提起的人。 1945年那个秋夜，得知有特务计划在沧白堂制造事端，周恩来连夜找时任宪兵司令的张镇帮忙。 这位黄埔校友二话不说，亲自带着宪兵车队护送毛泽东回驻地。 后来张镇在台湾病逝，临终前还留着周恩来送他的那枚黄埔校徽，家属说他常对着校徽念叨"周先生讲信义"。 护士想替他代笔，他摇头说"这笔迹，对岸的老朋友能认出来"。 这四个带着药味的字，成了他留给对台工作最后的嘱咐。 按照周恩来遗嘱，他的骨灰在撒放前要在台湾厅存放一夜。 1976年1月15日深夜，邓颖超抱着骨灰盒在台湾厅独坐，工作人员说透过门缝看到她对着那盆相思树轻声说："他总说要等台湾厅里坐满两岸的客人，今天总算以这种方式先来了。 "如今台湾厅的相思树早已枝繁叶茂，桌上的青瓷茶具还保持着当年的摆放方式。 每当有两岸交流活动在这里举行，服务员总会提起那个细节：周恩来审定装修方案时，特意让人把主位朝向东南方，说"这样能对着台湾的方向"。 这份跨越海峡的牵挂，就像厅里那盏老式台灯的光晕，温暖而坚定地照着未竟的团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