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林徽因19岁的弟弟，来家里借住，林徽因的母亲破口大骂。几十年后，林徽因说：“我的母亲既无能，又爱管闲事，她把我赶进了地狱。” 这一年，北平的秋天虽然萧瑟，但林徽因家里却格外热闹。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林徽因同父异母的弟弟，19岁的林恒，从福建老家考到了清华大学机械系。初来乍到，学校还没安排好宿舍，林徽因作为长姐，自然要把弟弟接到家里暂住几天。 姐弟情深，这本是一件温馨的事。可这事儿在林徽因的母亲何雪媛眼里，简直就是“引狼入室”。 当何雪媛看到林恒走进家门的那一刻，那张原本就常年挂着怨气的脸，瞬间变得狰狞起来。她指着林恒，各种难听的话喷涌而出，甚至对林徽因破口大骂。 林徽因夹在中间，一边是无辜且尴尬的弟弟，一边是歇斯底里的母亲。她不仅要安抚弟弟受伤的自尊，还要忍受母亲无休止的抱怨和诅咒。 那一刻，林徽因崩溃了。她在给费慰梅的信中绝望地写道：“最近三天，我自己的妈妈把我赶进了人间地狱，晚上就寝的时候已经精疲力竭，差不多希望我自己死掉。” 其实，何雪媛也是个可怜人，只是她的可怜，最终变成了可恨。 何雪媛出生在浙江嘉兴一个富商家庭，是家里最小的女儿，从小被父母娇惯坏了。14岁那年，父母做主，把她嫁给了林长民。 林长民是谁？那可是民国著名的才子、政治家，思想开明，风流倜傥。他和何雪媛，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两人没有共同语言，何雪媛的任性和无能，很快就消磨掉了丈夫的耐心。 更糟糕的是，何雪媛的“肚子”也不争气。她虽然生了三个孩子，但除了林徽因，其他两个都早早夭折了。 在那个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旧时代，没有儿子，又不得丈夫欢心，何雪媛在林家的地位岌岌可危。 真正的打击，来自1912年。 那一年，林长民娶了上海女子程桂林做妾。这个程桂林，简直就是何雪媛的“克星”。她不仅知书达理，性格乖巧，更重要的是，她肚子争气，一口气给林长民生了一女四男。 从那以后，林家的大宅院就彻底分成了“两个世界”。 前院，是程桂林和孩子们欢声笑语的天地，林长民把书斋命名为“桂林一枝室”，宠爱之情溢于言表；后院，则是何雪媛和林徽因的冷宫，阴暗、潮湿，充斥着无尽的抱怨和叹息。 年幼的林徽因，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分裂的家庭里。 她既要心疼被冷落的母亲，听她日复一日地咒骂“那个狐狸精”；又要跑到前院去讨父亲的欢心，和那些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们相处。这种“夹板气”，逼得林徽因不得不早熟。她必须八面玲珑，才能在这个复杂的家庭里生存下去。 所以，咱们后来看到的那个长袖善舞、处理人际关系游刃有余的林徽因，其实是被生活逼出来的。 何雪媛把自己对命运的所有怨恨，都发泄到了“程桂林的孩子们”身上。哪怕后来林长民去世了，这股恨意也从未消散。 1935年林恒来借住引发的这场风波，就是这股积攒了二十多年怨气的总爆发。 在何雪媛的逻辑里：你程桂林抢了我的丈夫，生了儿子，占尽了便宜，现在你的儿子还要来住我的房子，吃我的饭，凭什么？ 她想不通，也看不开。她不知道的是，正是因为她的这种狭隘和刻薄，才把林徽因推得越来越远。 但林徽因终究是林徽因。 她虽然在信里说母亲把她赶进了地狱，但现实中，她从未抛弃过母亲。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流亡途中，还是后来病痛缠身的晚年，林徽因始终把母亲带在身边赡养。 甚至对于那个被母亲视为“仇敌”的弟弟林恒，林徽因也倾注了长姐如母般的深情。 在林徽因的鼓励下，林恒后来做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决定——弃笔从戎。 他在“一二九”运动后，放弃了清华的学业，报考了中央航空学校，成为了一名空军飞行员。在那个国家危亡的时刻，林家的孩子，选择了最危险的一条路。 1941年3月14日，成都上空。 林恒驾驶着战机迎击来犯的日军。因为敌我力量悬殊，他在击落一架敌机后，不幸头部中弹，壮烈殉国。那一年，他才25岁。 噩耗传来，林徽因悲痛欲绝。她在病榻上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哭三弟恒》：“弟弟，你永不会回来了，我知道，青年的热血做了科学的代替；中国的悲怆永沉在我的心底。” 林徽因去世后，何雪媛作为家中唯一的老人，继续由女婿梁思成赡养。后来梁思成再婚，林洙进门，何雪媛依然住在这个家里。 这个一生都在抱怨、都在嫉妒的老太太，生命力却出奇地顽强。她熬死了丈夫，熬死了死对头程桂林，甚至熬死了自己的亲生女儿林徽因和女婿梁思成。 到了动荡的年代，红卫兵来抄家。在箱底，他们翻出了当年林徽因珍藏的那把属于林恒的短剑。 因为这把刻着名字的剑，何雪媛遭到了批斗和惩罚。 面对突如其来的横祸，这位活了小一百岁的老太太，终于说出了一句明白话：“这是老天对我的惩罚啊！” 那一刻，她或许想起了1935年的那个秋天，想起了被她骂得狗血淋头的那个19岁少年。那个少年为了国家连命都不要了，而她，却为了一己私怨，记恨了这么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