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打到欧洲时，他们的残暴和血腥把欧洲人吓坏了，欧洲人说蒙古人不仅杀人，还吃人肉，喝人血，是来自地狱的恶魔，1240年，英国修士马修·帕里斯编写的《大编年史》里，就有蒙古人杀人并把受害者像烤牛羊一样烤了吃的插图。 并且，这画不是凭空来的，是欧洲人被吓坏后，把看到的、听到的、想象的全揉成了噩梦。 当时的欧洲对东方几乎一无所知。1223年蒙古骑兵第一次出现在东欧边境时，匈牙利农民还以为是匈奴人复活。 直到1240年基辅被攻破，罗斯大公被裹在毯子里踩死，幸存者逃到西欧说：蒙古人攻城时先放火箭烧教堂，城破后把孕妇肚子剖开练箭术。 这些细节一传十十传百，加上教士们的说教——上帝派来的惩罚者必然带着地狱的恶习，吃人肉的传言就有了"合理性"。 蒙古军队的战术放大了这种恐惧。他们攻城前总让俘虏回去传话：投降留工匠，抵抗屠全城。 1241年赛约河战役，蒙古人假装败退，把匈牙利重骑兵诱进沼泽，然后万箭齐发。欧洲骑士的锁子甲挡不住蒙古复合弓，6万联军只剩几千人逃回。 侥幸活命的修士记载：战场上的血把多瑙河染成了红河，河里漂着被箭钉穿的尸体，乌鸦在头盔里做窝。 这种景象超出了中世纪欧洲的战争认知——他们习惯的是贵族骑士单挑，而蒙古人是系统性的摧毁。 更关键的是蒙古人的"屠城标准"。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里写，撒马尔罕城破后，除了3万工匠和孩童，其余人全被杀。 欧洲人不知道工匠对游牧帝国的意义，只看到城破后只剩冒烟的废墟和堆积的头颅。 匈牙利修士的日记里说：蒙古人杀完人会割下耳朵计数，九只麻袋才能装下一场战役的耳朵。这种数字冲击，让普通人本能地联想：连耳朵都要，人肉会不会也被当成食物？ 宗教因素也在发酵。当时欧洲正流行十字军东征，对"异教徒"的妖魔化本就根深蒂固。 蒙古人信萨满教，祭天仪式要割辫子、解腰带，欧洲教士看不懂，说这是崇拜魔鬼的仪式。 1245年，教皇英诺森四世派方济各会修士柏郎嘉宾出使蒙古，他在报告里写：蒙古人喝马血，吃生肉，战死的同伴会被分食——其实这是游牧民族的应急生存手段，却被解读为食人习俗。 马修·帕里斯的插画，正是这种集体恐惧的视觉化。他没去过蒙古，素材来自逃回的商人、俘虏和道听途说的十字军。 画里的蒙古人长着獠牙，皮肤黝黑，这是当时欧洲对"野蛮人"的典型想象。 更微妙的是，插画配文引用了《启示录》的预言："有四个使者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 教士们故意把蒙古西征和末日审判挂钩，吃人肉的传言就成了"恶魔现世"的证据。 这种恐惧还有现实基础。蒙古军队撤退后，东欧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失踪。基辅原有8万居民，战后只剩2000人，匈牙利平原的村庄十室九空。 幸存者讲述：蒙古人掳走的妇孺会被卖到东方，路上跟不上的就被杀。 1242年有热那亚商人在克里米亚看到奴隶市场，金发的罗斯少女被标价出售，欧洲人无法理解这种"人口掠夺"，只能用最黑暗的想象填补空白——既然能卖人，吃人也不奇怪。 其实蒙古军队有严格的补给制度，每个骑兵带三匹马、干肉和马奶酒，没必要吃人。但欧洲人不知道这些。 他们看到蒙古人用投石机抛射腐烂的尸体攻城（后来被证实是传播鼠疫的手段），看到攻城塔上挂着敌军的头颅，这些超出常理的行为，让"食人"成为最合理的解释。 就像1241年法国编年史家记载的："他们不是人，是上帝派来的瘟疫，连死人都要啃食。" 这种传言持续了几个世纪。直到16世纪，欧洲地图上的中亚地区还画着食人部落，标注着"鞑靼人的土地"。 它本质上是文明碰撞时的认知错位：游牧帝国的战争逻辑（摧毁抵抗力量、掠夺资源），撞上了中世纪欧洲的宗教思维（善恶二元论），最终在恐惧中发酵出吃人肉的传说。 马修·帕里斯的插画不是历史记录，而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当时欧洲面对未知时的集体恐慌——当死亡以陌生的方式降临，最原始的恐惧就会生根发芽。